2009年，赵鹏在交流单位办理了一个诈骗案。被告人阿贵原本是个中学美术老师，因为工资太低，起了骗钱的念头。他伪造了九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奥运之星’全国青少年书画大赛”的公文，雇佣了十几个“工作人员”，以“书画大赛评审组”的名义联系全国范围的中小学校，谎称受到九部委的委托，聘请书画名家从参赛作品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阿贵骗钱一步一步来：报名时，参赛学生除提交一幅近期书画作品外还需缴纳手续费以及评审费300元。收到作品后，阿贵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他们分成一二三等奖（当然所有书画都有奖），然后便通知家长们，想要奖状和证书的话，需再缴工本费300元。钱收上来后，阿贵将他在街头小店制作的成本低廉的奖杯证书寄给家长，并继续谎称该作品可入选≪优秀作品集≫，但还需缴纳赞助费500元。此外，阿贵还会询问家长们是否愿意以七折优惠即人民币220元的价格预定这本“全球发行的精装画册”。很多家长想着将画册赠送给亲戚朋友，会多定几本，预定最多的被害人竟然要了100本。在收到这最后一笔钱后，阿贵不会印刷作品集，而是不再接听受骗家长打来的电话。不到6个月的时间，400多个家长上当，被骗数额近百万元。
按理说，诈骗案件被害人都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以早日拿回被骗钱款。可就在开庭前，一对被骗夫妻竟然找到赵鹏，说要撤回以前的报案，请求他不要认定阿贵诈骗他们的那起事实，并要求把被公安机关扣押的奖杯和证书还他们。再三追问下赵鹏才得知：原来他们的儿子豆豆性格内向，没有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画画；这次豆豆的画得了一等奖，高兴的不得了，每天都擦奖杯，看证书。豆豆的信心增强了，也更爱画画了。可自从他们发现被骗并报案后，奖杯和证书被公安人员当作赃证物扣押了，豆豆的心情一下从天上跌落到谷底。小朋友开玩笑嘲笑他，豆豆郁郁寡欢，近两个月竟一次画笔都没动过，学习成绩也明显下降。
“孩子好不容易有点快乐，我们也许真不该报案，只当花几千元买个假证书了！检察官，求求您，把奖杯证书还给我们吧，再帮我们撒个谎，跟豆豆说这不是骗局。其实这孩子画得真是挺不错的，就因为这事特受打击，现在都不画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豆豆爸妈这一席话说得赵鹏心里很不是滋味。或许那假奖杯和假证书真的给了他们很大的希望和慰籍。
但是，赵鹏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不仅因为追诉犯罪是他的职责，而且因为在他看来，真相未必总是残酷的，没有那奖杯和证书，照样可以给孩子以鼓励。
“这件事我来处理吧，我会向法院申请准许豆豆旁听庭审，到时候我自有办法鼓励他，请相信我。”经过赵鹏的一番劝说，豆豆父母半信半疑地回家了。而赵鹏则立刻调出豆豆参赛提交的画，去了看守所。
“阿贵，这幅画被你评为一等奖。我相信，你欣赏这幅画，但是现在，这画得小作者因为知道自己被骗了，丧失了信心，再也不画了。所以你能否在法庭上把你认为这画能得一等奖的理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鼓励鼓励那孩子？就当帮我一个忙？”赵鹏向阿贵提出了请求，并答应四人给阿贵买一箱豆奶和一箱方便面。阿贵同意了。
在和审判长及人民陪审员说明情况并做好“预案”后，赵鹏把豆豆和他妈妈请到了法庭。举证最后，赵鹏把豆豆的那幅画作为证明被害人向被告人投稿参赛的证据向法庭出示。审判长按程序要求被告人对证据发表意见。阿贵拿着画说道：“对证据没有意见。只不过，这幅画真的很不错，创意很好，构图合理，线条流畅，色彩协调，是我收到的所有画中最好的一幅。最重要的是，这画让我感到生活是那么美好。虽然我是骗子，但我也不是随便评奖的，我相信这画即使送到真正的比赛上，也一定会得奖。”
“请法警把画拿上来让我看看。”来自社区的陪审员大妈突然说话，仿佛明白赵鹏的用意。法警呈上之后，陪审员大妈仔细看着，不住点头。
接着，赵鹏又把豆豆的奖杯和奖状作为犯罪工具向法庭出示。阿贵看着奖杯说道：“我只想对得到过这奖杯的孩子说，对不起，我给了你一个假奖杯。但你的画真的不错，不要放弃，只要好好努力，一定能得到很多真正的奖杯。”此时，庭下的豆豆妈已经潸然泪下。
休庭后，赵鹏走到豆豆面前对他说：“能给叔叔画一幅么？我挂在家里。”“好啊，我愿意。”豆豆高兴地说，先前的沮丧丝毫不见了。
就在赵鹏要离开法院时，法警跑过来把一个条子递给他，说是阿贵写的。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尊敬的赵检察官，方便面和豆奶我不要了。因为就在被带出法庭的那一刻，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来自孩子母亲的带有原谅与感激的目光，它似乎让我找回了从前的自己。谢谢您，再见。”
“我知道单独对那幅画和那个奖质对于定罪量刑而言没有太大意义，但对于豆豆来说，那很重要。帮助豆豆恢复信心，与惩罚阿贵同等重要。”赵鹏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