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经济 领航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初探(一)
顾慈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初探
当今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实力不断突破新台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是一个发展目标最明确、发展速度快、经济增长平稳、保障体系完善的经济范式。十九大后，中共中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下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标志着世界经济思想进入一个新时代，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成熟的、系统的经济理论在新时代出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日臻完善，通过实践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套运筹经济的理论。运筹经济既非完全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的市场经济，但却运用计划、市场、政府调控等手段。运筹经济是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在各种发展条件的限制下，运用一条主线统领下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统筹规划，制定经济政策，优化经济环境，配以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最优化的实现经济目标。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过程
（一）五年计划和规划
习近平经济思想来源于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实践。建国初期的中国主要是学习和模仿苏联，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学习的经济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主要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年计划的产生期。从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的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制定和实施，土地改革成果显著，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统筹计划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
第二阶段：五年计划的冒进期。二五计划实施初期，三大改造的相继完成，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业化的基础初步建立而且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制定出的相对合理可行各项经济指标。但是，一五的成就使得干部群众高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在执行中多项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失调。经过二五期间三年调整，从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开始，五年计划的时间段为逢五逢十的年份。尽管绝大部分经济指标完成了计划，但三五、四五都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急躁冒进的特点，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五五计划是与六五计划一并进行编制的，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初对原来的纲要作了修订，仍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使得国民经济计划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三阶段：五年计划的探索期。六五计划开始，名称从“国民经济计划”改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了人民生活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计划，下达了控制数字。由于制定者的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水平的不足，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等指标大都超过了计划经济指标的2-3倍，为下一步计划经济指标的制定提供了经验教训。七五计划是首次在新的五年计划开始之时，就制定出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是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由于诸多因素的约束和限制，最初的各种经济指标并不太高。但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发生巨变，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提前五年完成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九五计划提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并首次明确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十五明晰了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同时重视生态建设、环保、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五年计划的成熟期。十一五开始，计划更名为规划，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运筹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规划的内容也日渐成熟和全面，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十二五规划开始，不仅仅注重规划，而且积极组织实施。建立责任明确、分类实施的实施机制。国务院按照职责分工将《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明确约束性指标的责任部门，约束性指标的地区分解，建立约束性指标的公报制度，将约束性指标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组织全国实施。
十三五规划是一个日臻成熟完善的五年计划，纲要在23个专栏中明确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充分体现了把握引领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平稳、持续、快速、全面发展。各级政府起按照规划来实施宏观调控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
（二）党的代表大会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年一届的党代会和届中的全会是把握政治方向的，也是设定经济方向和设定经济目标的。党代会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影响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关注经济发展。“一大”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对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的见解，第一条就是“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党的纲领提出了“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随后的“二大”至“四大”都涉及经济问题。在“五大”和“六大”上，专题形成了《对于土地问题议决案》，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进行分析预判，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第二阶段：探索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七届一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至今仍不改变。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提出了在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划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在随后的一个时期，八大、九大、十大虽然出现了经济目标的冒进、修正，再冒进再修正，但总体来说，仍然是沿着一个运筹经济的思想进行探索和发展。
第三阶段：成长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一直沿着这个主线前行，并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一维模型（经济）。十二大到十五大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二维模型（经济，文化）；十六大增加了政治文明，形成三维模型（经济、政治、文化）；十七大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形成思维模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十八大进一步拓展到五维模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第四阶段：成熟期。十九大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实践开辟的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经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体系是一个运筹经济的体系，运筹经济理论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经济融合了多种经济运筹经济理论。
二、运筹经济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密切结合人民大众谋利益，利用经济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动地改造世界，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坚持人民为中心，牢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决策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二者之间形成一个均衡点。
（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苏联经济影响较大，美国俄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的经济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调控。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西方市场经济学说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市场在资源配置受到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影响，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对“供给侧改革”融合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想等等，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均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产生影响。
（三）运筹学
运筹学一词的源于英语Operational Research，最早出现于1938年，在50年代后得到广泛的应用，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一套理论，包括规划论、排队论、存贮论、决策论等等。理论的成熟，计算机的问世，促进了运筹学的飞跃发展。1955年我国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摘取“运筹”二字，将O.R.正式译作运筹学。在新时代，随着信息化、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把运筹学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运筹经济这一名词不仅仅内涵丰富，而且具有现代化、中国化，体现出习近平经济理论的时代性。
（四）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
习近平经济理论受到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尤其道家、儒家、法家等的思想。“五位一体”、“三大攻坚战”等均受到道家思想影响，改革创新是法家的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融会贯通，把各种东方、西方的经济思想有机的融合，设定一个目标，沿着一条道路不断推进，最终实现理想。
三、运筹经济的理论体系
（一）运筹经济的特征
第一，统筹性。运筹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全国或者某一局部可以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目标，统一计划，统一推进，最终实现目标。第二，系统性。全国是一个大系统，各省是在全国大系统里面的子系统，每个市县又是在上一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第三，可控性。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较弱，阶段性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常出现。运筹经济不仅能够有效的规避，同时利用行政方法有效地削弱或者化解像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风险。第四，快速传导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有上下畅通的传导机制，中国政府采取一级一级抓落实的方式整治大气污染，快速利用行政手段迅速关停一些散乱污企业，短期内改善空气质量；能够在短期内打造一个产业，也可以短期内淘汰一个产业。全国各地利用开发区、科技园区等形式，采取招商选商的方式打造一个或者多个新兴的产业。运筹经济也可以采取“精准扶贫”、“决胜小康”等方法快速解决贫困和局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第五，不易复制性。运筹经济的模式，通常情况下，很难在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尤其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其它国家很难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领导，缺乏一个快速的传导机制和强有力执行力。
（二）运筹经济的内涵
运筹经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涵。第一，中共中央驾驭大局的能力。中共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第二，自信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中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保证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坚强的执行力，保证从中央到地方通畅的传导机制。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第四，坚持各级政府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发挥政府作用，立足大局，把握规律，有计划的统筹主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仍有旺盛的活力,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扫除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第五，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问题为导向，坚持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战略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三）运筹经济的模式
第一步：设定总目标。每个时期都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设定总的目标，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围绕经济发展设定总目标，科技、法制、国防等其他所有目标为经济做好支撑和保障，经济发展又回馈其他各项目标，推动其发展。
第二步：设定阶段性目标。在总目标的框架下，在设定出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三年目标：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到本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的目标，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第三：设定具体经济指标。在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设定条件下，根据各种约束条件再确定具体经济指标。约束条件由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约束条件两个方面。内部约束条件：上一时期或者年份的经济状况、市场存量、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等；外部约束条件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情况、对外交往等。 指标包括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基本上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而预期性指标主要是针对市场和竞争性领域的，起引导作用的。
第四步，经济指标的落实。一是纵向横向分解目标。一方面从纵向，中央政府把各项指标沿着省市县乡的路径一级一级分下下去，层层抓落实；另一方面，从横向，各级政府根据各个五年规划分解出五年之中每一年细化经济指标，每年的两会上通过《政府工作报》的形式把当年经济目标传达出去；二是各级政府利用蓝皮书和目标责任书的形式下发给各部委或者各个委办局、下一级政府，各责任单位抓落实，逐步向下一级传导；三是各级政府或者责任部门每年年初领取责任目标后，再把责任目标进行当年任务分解、制定年度推进计划，按半年、季度、月份进行安排；四是各级政府的责任牵头部门带领相关部门，伴随着督查部门的督办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调动全部的社会资源，按月、按季、按年推进工作进展五是发改委、统计局、财政局等部门利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调控着经济进展的节奏，运用数字统计的方法调度着经济部门的进展，最终到年底完成任务。
（四）运筹经济的实现方式
第一，强有力的各级党委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党是领导一切。并且通过法律保障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一，中国共产党是全球最大的政党，庞大的组织网络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上到下有中央、省、市、县、乡镇街道等五级党委组织，国家公务人员的专职党委干部；每个村居都有支部或者党委，支部领导是半专职人员。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等所有基层单位，包括部分民营企业，都设有基层组织，全国有340多万个党的基层组织。其二，各级党委在所管辖的区域领导一切，包括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方方面面，进行决策且带领下级参与工作之中，领导督促政府实各项现经济目标。其三，党委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保证了强大领导力的可持续性。各级党委具备而且必须具备强有力判断力、决策力、执行力、监督力的。各级组织部门进行综合考察按照党性强、有为有位的原则选拔出优秀干部，激活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动性；加上纪检监察部门的约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先进性，保证了领导干部自觉施压，把各项经济指标和责任目标落实到位，保证了党中央意图通过上传下达的传递机制在基层全方位的实现。
第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内生动力。人民群众一直具有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期盼，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执政。因而，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围绕人民群众需求；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在各行各业勤奋工作，尤其在市场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政府层层抓落实的传导机制。首先，中央政府把既定的各项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各地的各项经济指标是根据本地社会经济状况与中央政府充分沟通，各地相关部门与其相对应的部委进行沟通，最后，由中央和各部委确认以后，形成地方的经济指标。然后，各省学习中央的分解方法，把各项经济指标分解到地级市、各地级市再把各项指标分解到县，一级一级传递下去。其次，省市县的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与中央政府同样方式，制定本地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或规划，制定一年经济计划，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指标，用《政府工作报告》。各地采取蓝皮书、建立工作台账等方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其三，领导干部的职务升迁与业绩密切挂钩。健全约束性指标考核的监督激励机制，应当建立约束性指标的统计、监测和公布制度，并制订科学的考核标准和监督措施，建立奖惩制度。按照月、季度、半年、年度等多种形式的调度，使得经济指标按照计划稳步推进，最终实现目标。
第四，各级人大依法监督、人民协商和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
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各级政府领导并依法对各级人民政府监督。每届任期五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审议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五年计划报告以及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报告等，每季度、半年还督查计划报告和财政预算的各项经济指标的执行情况，保证了各项经济指标依法合规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并保证完成。二是在人民政协平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人民政治协商的平台上参与国事，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民主监督。对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等形式，向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反映社情民意，保持与各方面、各阶层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从而保持了各项经济目标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完成。
第五，政法和经济监察队伍为经济建设护航。中国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同时，又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取决于中国有强大的公安局、综治办、维稳办、信访办等政法队伍，，还有工商、经侦、城管、税务等都有稽查队伍，他们不仅仅为社会稳定兢兢业业，也为经济发展在保驾护航。为了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以及安全的生产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保证了实现经济指标努提供优良的环境。
小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一个发展目标最明确、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增长最平稳、保障体系最完善的运筹经济范式，是一种在一条主线统领下的多元经济发展范式。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确定预期发展目标，经济政策完善，执行传导机制畅通，配以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等，在各种发展条件的限制下，最优化的实现经济目标。习近平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理论，既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是一种运筹经济。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断地实践探索形成的，在新的时代日臻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通过实践把提炼并且形成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经济高速稳健健康发展，引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顾慈阳，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民建会员，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副教授，现任北京市门头沟政协副主席、民建门头沟区工委主委、区经济与信息化委主任；历任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河南省临颍县副县长、漯河市统计局副局长，北京市门头沟区科委副主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参政议政部办公室副主任；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学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宏观经济运行博士后。主要论文论著有《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运筹商战先机》、《股份制经济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