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沿用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套路：

全力扩大产能，提高产量

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制造和出口

大量消耗有价值的资源并严重破坏环境

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已然从“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经济”的阶段，固有的发展经济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需求侧”的变化，所以来得太晚的“供给侧改革”终于被推向了前台。

在农业领域，“人多地少”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开荒种地、围垦造田等手段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和以精耕细作来不断实现增产便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拜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之赐，从1990年前后开始，我国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开始出现供过于求和卖粮难的苗头，这在中国的农业和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如何应对新形势的变化和预判未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走势，全社会缺乏准备。

由于传统思维的惯性，对于并不久远饥饿历史的记忆，以及对于国际政治环境的担忧，中国的农业生产还是在单纯的扩大面积和不断增产的快车道上越跑越远。对于“N连增”追求和达成目标的成就感，掩盖了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敏感和未雨绸缪。其结果，一方面是对于食品安全、品质、口味和多样性的市场需求忽视，另一方面是在有限的土地和水资源条件下，低端和无效的农产品被大量生产和浪费。与许多其它行业一样，中国的农业也在快速发展中越来越纠结。

粮食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刚性需求”。但是，“刚性需求”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并不随着人均收入和可支配资源的变化而大幅度变化，其需求数量变化的弹性不大。而“弹性需求”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则根据其价格的变化，需求数量产生巨大的波动。所以，其规律可以表述为：

刚性需求：需求决定价格。

弹性需求：价格决定需求。

“刚性需求”特征的另一面就是，随着其供求关系的微小变化，价格会产生极大的波动。一但出现短缺，就会形成“粮价飞涨”的现象；而一旦有了过剩，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后果。这一规律可以表述为：

刚性需求供求关系任何算数量级的变化将导致其价格几何数级的变化。

据此，要解开中国农业发展这道“无理数”难题，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重新定义发展战略、计划和路径。供求关系的“紧平衡”在实践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笔者之见，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思路应该从低效、资源消耗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数量经济的追求，向强调数量、质量、效益和资源利用率并重的平衡经济转型。

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思路的转变：

改变“N连增”的宣传口号和政绩考核指标，并转变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帮助农民增收、增效；

促进农作物产品的优质优价原则和市场定价机制，大幅度缩减低端和供过于求的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改变传统的见缝插针的种植思路，鼓励休耕和轮作，强化土地的涵养和修复，对于休耕的土地和农户给予适当补贴；

适当生产土地资源密集的作物（产量低但价值高的农作物），藏地于作物；

促进主要农作物的规模种植，强化对于规模种植和农业机械的补贴；同时鼓励小宗农业作物多样化种植和经营，减少行政干预

强化资源利用率，鼓励发展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立体农业等新技术；

切实减免各种涉农的税费负担，对农业生产和加工提供多重金融和信贷支持；

减少和简化各种行政管制，审批、登记等手续，行政透明，提高效率，减少权利寻租的空间；

开展对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和培训。

大农业生产的核心是生产的规模化，产业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而不是简单的产量；小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核心是特色、质量、口味和品相等，也不单是产量追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核心是经济效益，有效益的产业才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产量只是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是资源条件、技术装备、投入水平、管理能力等各种要素综合运用的结果。不顾约束条件而追求产量增加，势必会违背经济规律，会造成供过于求和谷贱伤农，会造成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的递减，会伤害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最终对消费者不利。

“供给侧改革”其实是很古老的理论和传说。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撒切尔的“减税”“国企改革”，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先驱和样板。

“供给侧改革”对于当前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和农业发展都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也不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经济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政策是助力，而不应该成为主导。

（作者系种业专家）

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