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正确把握时代特征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邓小平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毫无疑问，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就成为它们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点。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未雨绸缪，掌握主动权。第一，在复杂多变而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既要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善于化解矛盾，广交朋友，又要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决不因外交策略的灵活性而在理论上偃旗息鼓，那样做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失去正确观察和应对的能力。第二，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不给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的可乘之机。我们在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它是可以通过总结经验加以纠正的；但如果自己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也给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以可乘之机。所谓颠覆性的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我们工作中的方向性错误，由于我们党的工作和作风严重脱离群众，违背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利益，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第三，要坚决而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错误思潮，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儒化中国等，蜂拥而至，不断发酵，互相配合，制造意识形态攻势。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利用改革开放之机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其目的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企图把我们的改革引导到西化、私有化的方向上去，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各种的蛊惑、造谣和任意夸大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三是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培植、集结和形成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派，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结成里应外合的第五纵队。他们的活动内容和并不隐讳的目的，完全越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底线，而且在中央一再强调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不肯收敛，有的人还公开把促进和实现私有化作为自己的成就加以渲染，达到了毫不顾忌的地步。第四，要切实解决好党内理想信念缺失的严重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党，能够经受得起任何惊涛骇浪，有能力应对任何严重的考验，但如果出现理想信念失落而不加以纠正的话，党就会丧失自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2期）

    蔡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

    在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挑战，这是一个需要树立信心同时又要严肃对待的问题。一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般会经历如下四步：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减速；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二是经济减速原因在于供给侧。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2011年的长达33年里实现了平均9.9%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就减弱了，导致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GDP潜在增长率下降。三是对症施治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共享发展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防止过度福利化的倾向，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挠，保持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3月14日）

    李方祥：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特点分析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和活动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史学界，在思想界理论界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这种思潮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播途径和传播渠道的日益丰富对于这种思潮的形成、发展和社会影响的放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多元化、技术化、市场化，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更便捷、更广泛的传播渠道。二是从偏激的情绪化话语向学术性的理性话语转变，使历史虚无主义对广大受众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政治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即赤裸裸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完全违背党中央的基本精神和已经做出的郑重结论；第二种是时尚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以影视剧、通俗读物、微信等文化快餐的形式传播各种错误观点，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随意“恶搞”“开涮”革命先烈，甚至有些“恶搞”还沾满着铜臭味，把营销赚钱建立在嘲讽、戏弄革命先烈的基础之上，从而博取消费者的眼球；第三种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即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以“重评”“翻案”等为表现形式，通过随意摘取历史细节来歪曲和丑化党史、军史和国史。特别是学理化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极为活跃：有的质疑和否定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有的以学术问题的再研究形式来否定党中央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已有定论，还有的在一些历史细节上造谣、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以及历史伟人。以学术研究的面貌进行包装，使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获得合法的身份，获得话语空间，从而有利于这种思潮的扩散和传播。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尚化趋向，使传播对象从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到一般普通群众。以“文化快餐”为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否定抹黑英雄为传播的主要表现内容，以戏谑“恶搞”为传播的主要表现手法。为此，他们不惜歪曲、篡改历史以迎合世俗，使观众在休闲娱乐、艺术欣赏的同时接受了大量被歪曲的历史知识，接受了错误的历史和价值观。四是历史虚无主义与其他错误思潮的合流，使其影响从历史学进一步扩散到其他领域。这不仅使历史虚无主义为其他有害思潮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论证”和“学理依据”，而且还使历史虚无主义沦为政治极端主义演变和颠覆现政权的工具。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2期）

    杨光斌：政治审慎是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

    当前知识界有种现象，那就是但凡有专业的人都试图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作为议论和评判政治的标准。一是知识精英有关政治的知识呈“碎片化”。我们关于国家的有限知识是，政治是“国家”的代称，国家权力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和作为上述权力关系总和的政治权力，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础或者说重要内容。政治的本质：政治是共同体的善业，即关于国家的整体性事业。然而，近代以来，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开始分化，首先分解出经济学，继而又诞生了社会学。仅这三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还不够，三大学科又被肢解成各种零散的分支学科，结果各学科的人对于作为“国家善业”的政治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基于此，关于“国家”命运的判断自然是不可靠的。二是“拿来主义”更使中国社会科学先天不足。除了学科视野的狭隘性让人们习惯于盲人摸象，更严重的是，近代之后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出现了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二元对立世界观，比如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等等。二分法根本性掩盖了政治的复杂性。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民生是政治的根基，不懂经济不懂民生，事实上也就失去了谈论政治的资格。三是知识精英应认识到自身“博学的无知”。由于社会科学的“去中国化”以及社会科学界整体水平不高，使得太多的碎片化或者根本不靠谱的知识在流行。比如，追求市场化就必然削弱政府的作用，把公民社会等于民主政治，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要自由要分权就反对集权，谈论民主只能说其好而不能说其问题，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碎片化知识来指导国家治理，结果都是“无效的民主”，不能治理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更是非道德的，因为政府的天职就是治理。对于富有人文主义激情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敬畏“中国”、审慎的低调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来源：《环球时报》2016年3月15日）

    [西]鲁道夫·克雷斯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不可能解决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如今，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显露无疑。一是地理空间和确保资本不断积累的经济部门的缩小和耗尽。自然资源正在日益枯竭，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得以扩张的原始动力，推动它向前进的发动机已经停止转动。二是全球价值生产下降的不可逆趋势。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持久地提升，意味着在生产力不足部门的劳动产生着越来越少的价值。三是新的扩张“长波”不可能出现：即周期理论中的第五个长波。从历史上看，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已经出现过四个较大规模的“长波”：第一个出现在1790年至1848年；第二个在1848年至1893年；第三个是1893年至1940/1948年；第四个是从1940/194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第五个长波原本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但到现在都尚未到来。所有这些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过去200年来通过一次次扩张长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实得到了发展，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得以扩张。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被封闭，扩张长波本身“已经失去了科学价值”，就像有些经济学家所言，继续等待第五个长波出现已经无济于事。四是石油：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物质基础的能量已经枯竭，而且无可替代。

    （来源：《参考消息》2016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