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北京市将在各区县启动中小学生肥胖警示与分级管理试点。疾控和卫生及教育部门将根据每学年学生健康体检结果的变化情况，对学校肥胖防控进行评价，遏制中小学生继续发胖。

　　肥胖不但对个体带来烦恼，更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不过，与现实的严峻性相比，肥胖干预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国内肥胖人数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在国外，肥胖干预机制已实施多年，并做到了针对不同人群的细分。比如，2015年美国内分泌学会发布第一部《肥胖药物治疗临床指南》，针对如何服用处方减肥药物提出了推荐意见。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干预措施往往能做到“从娃娃抓起”，主要应用政策干预(身体活动政策、健康饮食政策)和环境干预(社区、家庭、学校)两种措施对青少年肥胖进行干预，这种生态方法取得了极为稳定的效果。

　　不少发达国家不仅关注肥胖人群的数量增加，更致力于其为什么肥胖的原因分析，并对症下药实行精准化干预。应该说，肥胖干预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药物治疗，还包括生活方式、饮食、运动和手术等干预措施。就以儿童肥胖干预为例，除了要建立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联动机制外，还要明确各方的法律责任。同时在儿童的膳食方面，儿童食品供应方的责任也会得到明确。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社会一致性的认识分不开。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与肥胖的日益严重相比，干预机制相对滞后并难堪其用，更未将其纳入未成年人保护的范畴。在此大背景下，北京启动中小学肥胖警示分级试点，遏制肥胖增长，既是政策性的补强，又具有普适性的样本价值。只有当各种措施都得到了实施，并发挥了其综合效应，那么在强有力的外部干预下，未富先胖的社会性问题才会得到有效缓解。

来源：中国教育报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