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由头：自方勇教授2012年10月创造性地提出“新子学”构想以来，学界持续热烈讨论这一崭新的学术理念，在海峡两岸和韩国等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子学”思潮。今年11月28日，《“新子学”深化：传统文化价值重构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办，来自海内外7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新子学”深化问题建言献策，扎实推进了“新子学”的深化发展。
“新子学”的真正内涵
记者：从思想史、哲学史来看，“子学”是研究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的学问。请问“新子学”的构想是如何提出来的？您又如何把“新子学”理念介绍给学界？
方勇：“新子学”理念的提出，应该说是我以往研究不断积累拓展的自然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完成了《庄子诠评》《庄子学史》《庄子纂要》等十多种诸子学研究著作，并创办了《诸子学刊》，启动了《子藏》编纂工程。在长期从事诸子学研究和相关文献整理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提出一个具有统领全局视野的创新性理念是很有必要的，于是在2012年先后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和“新子学”理念。
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因而对相关学术概念、范畴和体系的建构，本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而来。“新子学”即是此理念的实践。如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着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 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而在子
学内部，“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本各具特点。“新子学”自觉认知此点，从客观历史出发，在辩证思维之下对其进行继承发展，以促进其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进化。
“新子学”的提出至今已有4年了，从最初的《“新子学”构想》，到《再论“新子学”》，再到《三论“新子学”》，引发许多学者与媒体的回应，形成了一股“新子学”热潮。不过，“新子学”作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架构，并非一二百篇文章就能涵盖其所有内蕴，也不是短短数天数月甚至数年就能辨析清楚的。
记者：什么是“新子学”？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子学精神”又是如何形成的？
方勇：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时机后，对其做的进一步开掘。
我认为，“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诸子学的多元性，不仅在横向上展现为诸子百家各呈其说，也在纵向上通过大量的冲突与交融，推动了每一学派内部的自我发展。儒学在孔子、子思、孟子、荀子间相承相递，道家在老子、关尹子、文子、列子、庄子中多方推进，墨家在墨子及其后学间代
代衍生，法家在商鞅、申不害、韩非子中层层发扬。各个学派内部都有不同的发展谱系，任何一名厕身其中的学者都在不停息地前行。如孟子上承孔子，中接子思，标举仁义，改造五行，收礼义于内在，独创“四端”说，这既是对孔子、子思学说的深刻继承，又是对其学说的精彩创新。事实上，正是这种于内外纵横间的长期对立、会通与交融，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的不断发展。历代以来，“子学精神”一直都鲜活地存在着。
那么，“子学精神”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子学精神”就是主张多元并生，学派间要保持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新子学”着力推动中华文化重构
记者：听说您正在做《“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研究》课题，如何理解中华文化重构？“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又有什么内在联系？
方勇：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当今的世界与先秦诸子时代极为接近，皆处于多国并立、文化异质、竞争与交流并重的时代，因此
应当选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文化因素，通过大力整合和提升，来引领时代文化的走向。
我倡导“新子学”，不仅意在呼吁革新传统诸子学的研究方式，更主张从“子学现象”中提炼出多元、开放、关注现实的“子学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古今文化精华，构建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开放性、多元化学术，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新子学”的价值应该不仅仅体现于当今社会，更要关乎未来社会。“新子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可以引领未来中国文化走向的，而国家也确立了这个课题。先秦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数课题都是研究某一个问题或文化现象，“新子学”课题则是对我们原先提出的理念做进一步的阐释。
“新子学”对国学发展的影响
记者：“新子学”对国学发展有哪些帮助？又如何观照传统文化创新？
方勇：我们在述说“国学”时，显然指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文化，而是一直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活生生地伴随我们左右，甚至参与我们自身的自我构建的学术文化。因此，对于“国学”而言，它除了包含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内容外，自在的当下属性和走向未来的使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传统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其实，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
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我们倡导“新子学”，正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
“新子学”要打破旧体制，实现跨学科发展。而打破学科局限，凝聚研究力量是诸子学研究完成自我突破的重要方法，以往的研究受制于学科体系差异，学者之间来往不多，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诸子学的自身发展十分不利，而“新子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汇聚多学科学者的方向上下功夫。
“新子学”是一个新课题，现在还仅仅是破题阶段，“新子学”的未来最终还是要依靠诸子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交流、发展、开拓，逐步 积累经验。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记者 李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