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中国足球改革推进两年来，足改方案中的“五十条”得到全面贯彻落实，94%的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稳步迈出“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世界足坛外部环境正发生变化，2026年世界杯将“扩军”为48队，亚洲参赛名额几乎翻番，这对于将在2021—2030年里“奋力实现跻身世界强队”中期目标的中国足球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为此，新华社记者走访了万达集团、阿里巴巴等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与赞助商，以及中国足协、地方足协、俱乐部和知名学者等业内人士。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对推进中国足球的改革发展，更有针对性地对内发展青训、对外增加国际足联话语权以及利用好“世界杯新政”，提出了意见。

　　“扩军”带给中国足球机遇

　　根据国际足联在30日公布的“扩军”名额分配的建议方案，亚洲的参赛席位由4.5个增加为8个，接近翻一倍。

　　作为“中国最老的足球人之一”，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扩军”对亚洲是好事，而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机会应该大增。他说：“扩军是一个机会，至少增加了参与的机会。中国足球现在如果认真抓，有机会。”

　　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中国足协执委刘彤认为，从中国足球发展时机而言，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他表示，世界杯“扩军”的最大意义是能够让中国足球更容易地去接触、学习世界先进水平。“‘扩军’就是缩短进程，这是最大的价值。至于后期带来的机遇、培养，这都是本身要做的，都是要踏踏实实去一步步推进的。”

　　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付强认为，世界杯“扩军”对中国足球会有积极影响。他说，作为一个俱乐部，青训、培养人才、为国家队“输血”是可以努力做的，这是中国每个做职业俱乐部人的共同心愿，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能在未来帮助中国足球实现发展。“或早或晚，我们能够触到世界杯。”

　　除了出线机会增加外，扩大话语权也是中国足球需要把握的机遇。

　　阿里巴巴是国际足联世俱杯从2015到2022年的独家冠名赞助商。阿里体育副总裁李峰介绍，从与国际足联的交流中感受到，国际足联强烈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更加融入国际足坛事务中。李峰说：“他们(国际足联)觉得中国足球不可或缺，因为中国是个大市场。但反过来，他们给我们的感觉，还是觉得中国足球不懂得运用足球规律和市场规律去获取价值。”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认为，国际足联既然决定“扩军”，就是逐步在把“发展杠杆”向范围更广的足球发展中国家倾斜。作为其中重要的代表，中国足球应该主动公关，增加话语权。

　　扎实推进足改 三方面把握机遇

　　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曾表示，在足改两年稳步迈出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后，下一步将为把工作重心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做好充足准备。

　　而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将是要求取得成绩的四大硬指标——“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这个阶段在《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中设定的时间段为2021－2030年，正是涵盖2026世界杯的“扩军年”。

　　如何顺利完成中期目标？业内人士给出三条建议。

　　建议一：用三大“硬杠杆”去考核落实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认为，足改两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青训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对于如何把握规律地提升中国足球基础，王健林建议，用三个“硬杠杆”来考核约束——体育设施、足球人口、青少年赛事的体系和举办。他说：“2026年的机会，还有7－8年，现在抓来得及，就是抓14－15岁的年龄段，那个时候就是出成绩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时间是够的，但必须从现在紧抓，大量发现苗子。这三个作为‘硬杠杆’来考核约束。如果现在开始真抓实干，2026年一定有机会。”

　　对于场地设施，王健林建议，中国足协要指导各地足协，真正把精力投入到青少年培养上。其中，每个地方要有多少个足球学校、足球场地，特别要作为硬指标来约束各级协会。

　　对于足球人口，王健林说，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只要过了百万，中国足球水平就有机会跻身亚洲一流行列。此外，他建议，从12岁年龄段起步的全国性青少年比赛，也需要成体系地设计和举行，因为好苗子的发现、水平的提升，都要靠赛事的磨炼和拉动。

　　建议二：青训体系要统一理念 最根本还要靠自己

　　首都体育学院校长钟秉枢指出，青训两年来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着“多点开花”、没有统一理念的问题。随着多元化的机构出现，中国足球的青训市场没有统一标准，这边学的是“巴萨理念”，那边请的是“皇马风格”的教练。

　　他说：“我们当然要引进青训体系，但每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不一样的。荷兰的、德国的，每个国家的青训体系是根据自身的特点构造起来的，引进中国后，谁来做中国化，有没有统一的中国化布局？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青年队出国训练，回来后没有建立中国足球自己的体系的原因。”

　　钟秉枢建议，中国足协要引导“技术走向”，出台相应的大纲和规范文件。他举例，足球强国为什么做得好？他们各个单项组织下面都设有一个技术总监，负责这个项目从上到下的技术问题，国家队的选拔、青训的标准、技术的规范等。中国足球的青训工程也需要这样的体系。

　　谈到在校园足球领域教育部和中国足协的合作，钟秉枢建议，中国足协在技术层面应加强指导，行业协会应统一管理。而且，社会上出现的多元化足球培训机构，必须在中国足协的考核和管理下做好整合，才有可能在不同年龄组、不同渠道上，为提高国家足球水平做出统一贡献。

　　王健林也建议，中国的青训从根本上还是要靠自己。“最根本的还是国内青训和人口要跟上。没有一个大国的足球运动是靠别国来培养的。”

　　建议三：足球外交或可利用企业资源

　　阿里体育副总裁李峰认为，作为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企业有很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国足球所用。如果中国足球明确交给企业一个任务，企业一定会认真去考虑。

　　王健林认为，如果足协愿意和企业合作，万达以及盈方与国际足联的合作关系可以为中国足球发展所用。“我们和国际足联也在磋商，除了中国杯，还要给我们未来更大赛事去做。当然如果能为中国足球做事，我们何乐而不为？肯定愿意做。”

　　对于如何让“企业＋足协”强强联合、扩大话语权，钟秉枢提出两点建议——输送打破界限的人才进入足联、拉近与有投票权协会的关系。

　　他说，“脱钩”后的中国足协，作为一个社团组织，更应大规模输送人员到国际足联、亚足联。以前只能从总局和(足管)中心物色人选，现在应广泛寻求有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机会输送，提高话语权。另外一个角度，即便人没有进入国际组织，也需要联系、沟通其他协会有投票权的委员、执委，这个是需要大量做工作的。(采写记者：岳东兴、蔡拥军、树文、韦骅、王恒志、王浩宇、杨帆、张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