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促进了中国结盟抗日外交方针的确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不仅使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极大地冲击了华盛顿体系下所建立的东亚秩序，造成了远东国际形势的紧张。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对未来国际形势的走向和中国应对之策的广泛讨论。人们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6年左右爆发，而欧洲和远东是未来战争的两个“喷火口”。然而，不管战争先在何处爆发，中国都必定处于战争漩涡的中心。战争若率先在欧洲爆发，日本必定会乘西方国家无暇顾及远东之际，大肆压迫掠夺中国，战争若先在远东爆发，中国更是首当其冲遭受侵略。

　　1935年前后，中国各界以《东方杂志》、《外交评论》等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为平台，就应对未来大战的内外方针进行了热烈讨论。就对内方针而言，民众普遍呼吁国内各党派停止内争，建设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抓紧时间进行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就对外方针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结盟抗日。大多数人认为，战事一旦发生，日本必定会肆意侵略中国，中国唯有被迫抗战。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各阶层民众已经逐渐认识到，在这种特定的时期，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就是不断侵略中国的日本。因此，中国在对日作战的同时，需要苏美等国的支持，共同对抗日本。有学者明确指出，“中国事前的准备偏在外交方面要竭力联络有反日可能的国家，以促成它们反日的决心，此外应运用外交手腕，陷日本于孤立的地位。凡日本与他国的同盟，接近的企图或计划，中国均应加以破坏。”

　　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更加积极明确的反应。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不仅郑重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旗帜鲜明地主张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众积极抗日。1936年7月和1937年3月，毛泽东在分别与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都表示，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因此，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两次谈话很好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先进思想。

　　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爆发前虽未对民众结盟抗日的主张做出积极反应，但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紧迫形势、以中共为代表的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日呼声的日益高涨，以及国民党内抗战派力量的努力，共同推动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从退让走向强硬。1935年11月19日和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先后两次作了“最后关头”演说，表明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七七事变的爆发加快了中国结盟抗日外交方针确立的步伐。

　　七七事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已然来临，只有奋起抗日才能救亡图存。7月17日，蒋介石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中明确指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尽管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有一线希望，但蒋介石仍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7月26日，蒋介石发给正在巴黎的孔祥熙的电报中透露，他已决心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正式宣战。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日的序幕，结盟抗日的问题随之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37年7月29日，著名的哲学家吴康在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上，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国可能采取的立场，明确地提出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中立德意”的主张。他认为日本为实现其南进政策，独霸太平洋，必定会引发太平洋战争。“尔时与日本正面冲突之主角，必为英美二国，而苏俄以远东利害关系，亦必加入。故中国今后对付日本侵略，在外交主要政策上，应南联英美，北结苏俄。”毛泽东也在七、八月间多次呼吁：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军事同盟，争取他们的援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开辟同英美人士直接交往的渠道，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来推动其政府早日加入到反日阵线中来。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对于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要“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这个纲领较好地概括了国民政府战时外交政策的内容，正式确认了中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结盟抗日就是中国社会各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但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建立国际反日同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张才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在此后的长期抗战中，中国政府积极践行这一方针，以多种方式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关培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