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民间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们还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拿诺贝尔奖？在技术创新方面，零散的成功案例很多，但是没有举世瞩目的突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企业的研发方面投入不足？2012年，中国总的研发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8%，基本上跟欧盟的平均水平2%相当。而国家的企业研发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超过了欧盟1.23%的平均水平。中国企业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很充足，虽然比不上美国、日本，但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如果看科研经费相对业务收入的比例，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平均值是1.5%，而西方国家个别的高科技企业这一比例达到3.5%以上。然而我国企业数量众多，且规模比较大，因此情况跟瑞典、挪威等较小的经济体截然不同，不适宜作比较。其实这个比率只适用于个别企业间的比较，近年来已经较少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

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研发经费按执行部门的分布。我国的企业部门研发经费占比高达75.7%，几乎是全球之冠，只略微逊于日本的76.5%；而高校部门只占7.9%，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极低的水平。由此可见，问题可能在于研发经费的分配。

十年前，有一种流行的想法是追求更大的企业部门研发经费占比，而现在，欧美国家的趋势是较为均衡的分配。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已经较早地意识到大学的科研成果往往直接带动企业的技术进步。以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企业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已经较为充足，如果政府将经费拨给企业，企业的科研数据就马上提升，但恐怕会拔苗助长。如果叫企业进行基础研究，更是本末倒置。

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研发经费按研究类型的分布。我国的试验发展占总研发经费比例的83.9%，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大国，没有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试验发展占比超过65%。

但我国的应用研究投入只占总投入的11.3%，属于极低的水平，基础研究投入更少，只有4.8%，相比其他国家少了一半以上。我国基础科研经费投入比重从1986年起就一直徘徊在5%左右，近年来，应用研究的比重减少，试验发展比重随之增加。这是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独特分布，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应用研究建基于基础研究，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撑。试验发展则建基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需要这两种研究的支持。基础研究的不足，严重影响着另外两个方面研究的质量。

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别人的科研成果，搭顺风车呢？个别科研项目可以，但是搭顺风车并不是长远的策略，因为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支撑，不仅在于提供科研成果，更在于多方面直接与间接的互动。如果不处于同一种社会形态中，没有机会时常接触，互动的力度就不够。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成功的科研结果会以论文的形式刊登在科学期刊上，而失败的尝试则不会被记录下来，只可能通过非正式的接触与交流从科研人员处获知。而失败的尝试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是前车之鉴，可以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以瑞士为例，该国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小国，但基础研究的比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当，并没有依靠搭顺风车，得以获得足够的互动交流。相比之下，中国是亚洲的大国，依靠跨洲越洋的互动是远远不够的。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基础研究，80年代初期还决定斥巨资建造用于基础物理研究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85年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分水岭，该决定中强调产业化，自此我国科研工作开始向应用研究发展一面倒。

我国的科研发展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如同钟摆。现在，“嫦娥”、“玉兔”已经登陆月球，应用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应该是时候回到一个较为平衡的发展方向。

1985年科技政策改变后，我国在1986年提出了863计划，但力度不足，显得“杯水车薪”，其实质上也是较为偏重应用领域。随后提出的973计划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都偏重应用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拨款支持的也大多是应用科技项目。经过近30年对于应用科技的侧重，很难通过常规的机制将这种倾向重新摆正。

因为基础科技和应用科技的基数相差太远，政府一般的渐进式拨款可以维持现状，无法扭转局面。在进行决策时广泛使用的德尔菲法，即邀请某一领域专家或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针对某一问题进行预测的方法，倾向于应用科技领域，基础科技领域较难脱颖而出。近30年对应用科研的侧重令人习以为常，不容易察觉问题所在。在拨款方面的微调，在应用科技占大多数编制下，很容易被惯性淹没。要振兴基础科技，必须下定决心，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计划。

研究有重要的教育作用。基础研究寻求明白事物，寻找自然现象的解释。学生从做基础研究的老师身上，可以学到寻求真理的精神。应用研究旨在达成制定的目标，寻找最快、效率最高的方法达成目的。学生往往从参与应用研究学会了走捷径，但不一定看到寻求真理的精神。振兴国家科技发展必须的，正是这种寻求真理的精神。提升国家高校素质的关键，也是这种精神。长期忽略基础研究，令社会少了这种精神。

科技界的交往，前提是诚信。而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所有人都撒谎。以经济学方法度量科研进展，效果是有限的。一些量化指标，其实是伪科学。

论文数量不是准确的科技成果指标，有很多诺贝尔得奖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专利数量是更不可靠的指标。世界上九成以上的专利并没有实际效用，甚至无聊荒唐。用量化方法衡量科研成果有很大的限制，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相同的问题。国际上相关问题的经验总结是，让科学回归科学，应该由科学家自己评判。换一套数字规则只换来另一套对策。

有人提出，科技款项的运作有问题，有些款项没有真正用在科研上。其实，在其他范畴也有同样的问题。这其中涉及了诚信、专业操守以及利益输送等方面。相比之下，科学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容易体现出来，应该说科技界的诚信还是比较好的。

回看1985年科技体制的改革，最先引进市场机制，科技系统是市场经济的先锋。进入90年代，国家经济起飞了，科技系统的带头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科技发展深化改革，就要鼓励那种寻求真理的精神，成功把诚信制度化。这种制度化在国家决心打击贪腐的体制改革中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余永贤，教授，生于香港，广东台山人。毕业于香港大学，后留学美国俄勒冈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香港科技协进会前副会长。曾担任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顾问，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香港贸易发展局助理总经济师，法国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师。曾于香港大学物理系任教，及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博尔研究院和美国芝加哥阿贡国立实验所等国际实验室进行物理研究。）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