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建言治“医闹”
本报记者 温素威 钟自炜
8年间，107份，从2008年最初的3份，到2016年的20份，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委员的提案，无不“涉医”。惩治“医闹”，提高医护人员薪酬，保障儿童用药安全，建立分诊诊疗制度，促进中西医结合……
“干什么吆喝什么。我要利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站在国家的高度，为百姓诉求和行业需求代言，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温建民说。
8年来，温建民年年关注“医闹”，多次提案建议“医闹治罪”，紧抓不放，力推解决这一顽疾。2014年发生南京护士被打事件。温建民3月2日赶到南京，实地了解情况后当晚回京，第二天政协会议上再次递交“惩治医闹”的提案，并且与全国政协90位委员联名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温建民也因此成为“惩治医闹，维护医疗秩序”的代言人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积极推动者。2012年卫生部公安部联手“维护医疗机构秩序”、2015年“医闹入刑”，都有他的贡献。“去年，全国范围内‘医闹’减少30%多，但还不够。我还会继续为惩治‘医闹’鼓与呼。”
温建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科研单位去行政化”的提案，得到国务院回应，国办发【2015】94号文采纳了提案部分意见。“文件出台了，落地还不理想，我会盯着”，温建民说。
“履好职不是简单的事，要花心思。调研和义诊是好的途径。”他去西藏、新疆调研“发展扶持民族医药”；到湖南、湖北了解“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到安徽边义诊边了解社情民意……
“接地气、听民声，参政议政才有底气”，温建民说。
和农民“联手提案”
本报记者 郭牧龙
年逾六十的陈德展，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和新，山东省章丘市黄河镇王圈村村主任，一位地地道道的黄河滩区腹地农民。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人却因为委员提案而结缘。
2012年，王和新结合身边群众跟风种植蔬菜结果损失惨重的现状，撰写了一份《多措并举解决菜贱伤农问题》的提案线索。这份充满泥土气息的声音，深深触动了陈德展。“我出身农村，很能体会基层群众多么迫切地盼望代表和委员倾听他们的心声。”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陈德展由此写成提案，把最基层的百姓呼声带到大会上。
因“百姓提案”结缘，陈德展和王和新成为朋友。每年准备提案，他都不忘到这个黄河滩区的村庄与村民“碰个头”，了解大家所思所想所盼，做农民兄弟的“民声传递员”。“农民常年在生产一线，他们掌握最真实的情况，最有发言权，给我们参政议政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这是陈德展深入农村调研的最深感受。
今年两会前，陈德展再次来到王圈村。王和新和村民早早就等在长途客车站点，陈德展一下车就直奔主题进村调研。这一次，他为农村养老问题而来。走家串户，与群众聊家常、聊心里话，了解情况，问询意愿，征求建议。他发现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失独、失能老人的生活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特别要帮助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避免农村陷入老龄化持续加重的恶性循环。目前，这份关于失独失能老人养老保障的提案，陈德展已经提交本次大会。
“群众呼声中很多好建议，我们不能忽视。”陈德展说，作为委员有责任把更多百姓声音和智慧传递出去。
履职也需工匠精神
本报记者 潘俊强
山东豪迈集团电火花科研小组组长王钦峰是一位从一线工人中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二十年如一日，爱岗敬业，敢于创新，被誉为“新型劳动者的榜样”。担任人大代表以来，他把工匠精神也贯彻到代表履职中。
“当前，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的现象仍比较突出，‘上职业学校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在一些学生及家长的头脑中仍然存在。”靠技术起家的王钦峰最关心的是职业教育问题。作为人大代表，每年他都要到职业学校走访调研，和老师学生一起探讨。
王钦峰发现，很多职业院校没有跟上市场需求的步伐，培养出来的不少学生仍然是“半成品”，还需要在招工企业进行长时间的技术培训才能上岗。在一家职业教育培训学校考察时，王钦峰看到正在培训的大学生动手能力极强，进入企业能够直接上手工作。“来这里培训的大学生，还没培训完，都已经被前来招聘的公司预定完了。”
产生这种明显差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成为王钦峰调研的重点。
一年来，王钦峰走访了五六十所高职院校和不少用工企业。他提出建议，大力改革现行职业教育闭门办学的模式，由公司和学校共同培养学生，并大幅提高实践课程比例。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才最能产生实际效果。
今年人大会议上，王钦峰提出：建议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发展”的理念，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年度考核，每年定期进行专项督导，确保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能在基层落地生根。
挨家挨户搞调研
本报记者 任江华
今年两会期间，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居委会调解委员会主任杨慧芝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垃圾污染治理的建议。身处基层的她，多年来始终把目光投放到农村垃圾污染治理问题上。
“建设新农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中之重。农村垃圾的污染治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杨慧芝深切地感受到。
为找准农村垃圾处理的突破口，她深入很多村庄和部门单位调研，充分听取征询意见建议。她走遍了青原区的每个乡镇，到多个村庄蹲点调研，还多次到区环卫处、区委农工部和区农村安居工程和清洁工程指挥部等单位了解情况，获得大量一手数据资料，为今年提建议打好基础。
她建议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的制度依据；二是增加垃圾分类处理和污染治理的经费；三是为农村引入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四是改造或增设垃圾分类回收的设施；五是大力扶持垃圾分类处理链条产业，变废为宝。
在杨慧芝调研过程中，最难的是很多村民对“垃圾分类，自主投放”意见很大，杨慧芝不厌其烦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建议，力求让建议更有可操作性和实效。在和村民多次的沟通中，她逐渐完善自己的建议。比如“在科学的垃圾分类方法”建议中，她提出偏远地区实行“户分—村焚烧”模式，近郊地区实行“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区处理”模式，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搞调研一定要又实又细，这样群众才感到你和他心贴在一起，劲往一处使，”杨慧芝说。
带着问题找对策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因为恰逢预产期，90后回族姑娘铁飞燕代表今年没能来到北京参加两会，心中很是遗憾。
一年调研，一年思考，化作一份份建议议案。用铁飞燕的话说：履职的过程，也是倾注感情的过程，很希望能亲手提交相关建议议案。“可惜，今年只能通过代表团提交了。”
铁飞燕，是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东管理处小喜村收费站副站长，持续多年关注西部路网交通建设，这也是她今年议案的重点关注。“目前，云南出省出境通道不畅、内联不足、断头路瓶颈路多等问题十分突出。”全省还有2个州市未通高速公路、6个县未通高等级公路。“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对云南地区的扶持力度，帮助云南的陆路交通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铁飞燕坦言，最初履职也曾“有些找不准感觉，不知道从哪方面去关注问题”。听到群众反映，农村低保发放存在问题，她就想了解一些情况，请村里提供一份低保名单。但村里却答复“名单正在整理”，最后不了了之。铁飞燕发现，这样的调研，肯定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
经过这次“软钉子”，她改变了调研方式。比如，想了解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找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支教团队，请他们在支教过程中做调研，给自己第一手信息、第一手建议。
铁飞燕说：“问题就是导向。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越是问题，代表越要关注。”
视觉统筹：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15日 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