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李萍 文/图

　　82岁高龄的孙宏开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民族语言学家，他在汉藏语系语言的调查研究填补了很多空白，尤其是描写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他还长年活跃在国际舞台，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不断发出中国的声音，并被美国语言学会选举为终身名誉会员，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

　　在北京安定路一幢住宅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瘦瘦高高、一头华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老一辈学者。走进他家，满目是书，工作台已被“挤”到了卧室。在近三小时采访中，在春日阳光和茉莉花茶香中，老人讲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用脚丈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历。他曾遇到过无数次危险，但从没有放弃，他把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

　　●民族语言研究意义重大

　　记者：语言学很枯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冷门，您最初好像也不喜欢，从不喜欢到喜欢并奉献终身，是因为什么？

　　孙宏开：我原来想学工，但考得不好（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最后又被调剂到新设的两年制语言专修科，与很多同学一样心里并不满意。当时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还特别请了老舍与我们座谈，要我们安心学习语言学。

　　渐渐地，我明白语专的目的是为培养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包括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汉语方言调查和文字改革方面的急需人才，对国家文化建设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有着特殊意义。而且来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大家、名家，如罗常培和王均合开的《语音学》和《音韵学》、唐兰的《文字学》、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袁家骅的《语言和方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他们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常给我们吃“小灶”。

　　从不喜欢到喜欢，从喜欢到热爱，我渐渐坚定了为其奉献一生的信念。

　　记者：罗常培、老舍、袁家骅、吕叔湘、丁声树……在您的成长经历中，您接触过很多位大师，您能谈一谈与他们的交往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吗？

　　孙宏开：大师们的为人、学识、胸襟和风度都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激励着我拼搏，总觉得不做出点成绩来就对不起先生们的教诲和培养。

　　如袁家骅先生既是我同乡，又是我恩师，还经常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指导，还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一言一行至今仍历历在目，激励着我。

　　在语言所时，吕叔湘先生曾要求我写一篇关于汉语有没词类、怎样划分词类的稿子，他审阅后在许多地方用红笔密密麻麻作了批语——“这个分析有点道理”、“你这支箭射歪了”……稿子最后还有几十字总评语：“文章下了一番功夫，有些看法有可取之处，但铺排太甚，不够规范，要好好练习写文章的格式和方法。”这对我这一生做人、做学问、写文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记者：木雅、尔龚、史兴、扎坝、纳木依、却隅、贵琼……很多人没听过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名字，您认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有什么特别意义？

　　孙宏开：一开始我研究民族语言是为了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后来我认识到，这门学问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对民族识别、语言框架建立及文化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挖掘优秀少数民族医药、建筑、天文历法、农业等知识体系，对丰富国家文化宝库起到相当重要作用。为此，我曾向国家民委提出，希望为所有少数民族语言编一部百科词典，这是挖掘民族语言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

　　当然，人的多语言能力还能对人脑产生刺激，促进大脑功能的改进，拓展人的认知能力。还有人说，多语者世界观更立体（笑）。

　　记者：您曾提出，濒危语言问题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严重挑战？

　　孙宏开：中国有1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有20种语言的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这些弱势语言的陆续消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这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损失，因为多元文化才使世界丰富多彩。

　　在大渡河边，我们团队曾遇到过一位老人，他会用贵琼语唱故事三天三夜，其曲调之优美，曲词之动人不亚于西游记，但当地年轻人都已经不会唱了。如果不对这些口头语言进行视频记录，很可能就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最大研究成果是完善了民族语言分类表

　　记者：您撰写、创作了二三十部专著和译著，主编过100多种学术研究著作，其中有50多篇（种）是在境外出版或发表的，还主持或承担过30多个大型项目的研究。您的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

　　孙宏开：我70岁以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从来没有周末和假期，现在还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记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要做大量田野调查，您遇到过危险吗？您能谈一谈曾遇到的最大困难吗？为此，曾动摇过吗？

　　孙宏开：我曾爬过十万大山，登过苗岭，翻越过岷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和喜马拉雅山，几乎走遍了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山峡谷。我在黑水调查羌语时经历了康巴叛乱；在羌区呆了四年多研究“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羌语，走遍了大一点的村寨，完成了34个点的调查；1976年1月底胃切除出院后，3月我就随队赴西藏对门巴、珞巴和僜人的社会、历史、语言进行综合调查，7月翻越了喜马拉雅山，期间多次病倒；在林芝我得了高原性痢疾，在墨脱我因为恶性疟疾晕倒在雅鲁藏布江边，差点死在那里，是门巴族兄弟把我背回区公所，一位好心医生用很粗的针管把高浓度葡萄糖输入我体内救了我……我用于田野调查的时间累计有148个月，其中最艰苦的地区是独龙江和墨脱。

　　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而且对我来说，克服困难也是一种乐趣（笑）。困难对我的磨炼及克服困难时所树立的信心、决心和勇气，是我一生珍贵的财富。

　　记者：您能讲讲在独龙江的经历吗？

　　孙宏开：1960年5月接到电报去云南调查独龙语和怒语，我和同事多吉5月上旬从阿坝刷经寺出发，近一个月长途跋涉到达贡山，但从县上到独龙河要翻越高黎贡山，那儿毒蛇、疟疾横行，又正是封山期，没有路，我们在原始森林中钻来钻去，最后翻越了终年积雪的高黎贡山。经过四天跋涉，我们到达了4区独龙河。又经过两天走“天梯”，终于到达调查目的地3村。

　　独龙河与外界隔绝，生活非常困难，3个月中我们天天吃糙米，或把干辣椒蘸盐巴当菜吃，有黄瓜吃就是改善生活了（笑），但老百姓特别纯朴。他们还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阿鹏”，在独龙语中是“大哥”的意思。

　　这次调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贡山的独龙族和怒族虽然分别居住在独龙河和怒江，被确定为不同的民族，但他们过去是亲兄弟，分化的时间也就15至20代，推算约300至400年的历史，其语言80%以上相同。这就为把它们确定为一个语言的两种方言打下了基础，也为语言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

　　后来又走了一周，我们到福贡，记录了阿侬语、怒苏语，11月才回到昆明。这次调查后我们用两年时间对羌、独龙、怒进行谱系分类，为汉藏语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记者：2007年您被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您能谈谈自己最大的研究成就吗？

　　孙宏开：我调查研究了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其中15种语言是我首次发现并系统调查研究，如白马语、怒苏语、柔若语、阿侬语、格曼语、达让语、义都语、木雅语、尔龚语、尔苏语、纳木依语、史兴语、扎巴语、贵琼语、却隅语等。根据多年在语言识别方面的经验，我提出了语言识别理论，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关注。我提出了在藏缅语族内建立羌语支的学术观点等。我还引进国际上关于濒危语言的理论和方法，推动国内濒危语言的记录、保护和抢救工作。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完善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谱系分类表。我说过，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是否有比较完善的语言分类表是反映这个国家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就提出了中国语言分类表，1951年，我的老师罗常培在科学通报再次修订了中国语言分类表，后不久，他与傅懋勣合作，于1954年在《中国语文》杂志发表了较详细的分类表，涉及48种语言。我的工作是完善这个分类表从原来的40多种发展到现在的137种。由于我在记录和保护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才有了这荣誉称号（笑）。

　　●希望为后人铺下前进的台阶

　　记者：您和夫人刘光坤都是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哪个项目是你们的“媒人”？

　　孙宏开：我和爱人是因羌语研究结缘的，她当时是西南民族学院藏文班老师，后来参加羌语调查组，成了我的学生（笑）。

　　记者：您曾说过，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岌岌可危，自愿参与者甚少，而且很多小语种发现难、调查难、鉴定难。您对年轻语言学研究者，有什么忠告吗？

　　孙宏开：民族语言研究基础薄弱，而语言调查非常枯燥，要了解一个语言的基本结构，至少要记录3000个常用词，数百个乃至上千个句子，初步整理出一个语音系统和一套语法，这往往需跟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快要半个多月，一般要一个月左右。

　　但我相信年轻人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回顾走过的路，我取得的成绩都得益于长期的实证研究，它帮助我少走弯路。希望年轻学者能注重实证性研究，把田野调查放在重要位置，从中发现和总结更多新的理论和方法。

　　记者：您正在做或计划做什么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孙宏开：我1994年退休后一直坚持工作，成果是退休前的3倍。

　　目前，除了之前说的牵头做濒危语言志外，我正在做学部委员创新岗位项目——跨喜马拉雅藏缅语族研究，近三四年一直在做大量的田野勘探，明确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几百个族群的起源、分化、迁徙，及其语言间的亲缘关系等。

　　同时我还在研究西夏语言，最近计划出论文集，30万字的书稿目录已经整理出来，计划交出版社；另外大百科全书修订工作中，我负责民族卷的400多个语言文字条目的修订。

　　记者：您是怎么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的？平时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孙宏开：年轻时我特别喜爱体育锻炼，曾是中科院篮球、排球院队成员，获得过成都市教工系统乒乓球赛亚军，喜欢长跑、跳高、游泳及一切球类运动。现在我基本不锻炼了，但出去常坐公交车，活动量也不少。而且我睡眠质量特别好，一沾就着（笑）。

　　我早上一般6点起床，上网看看资料、电邮，再吃早饭，之后工作。中午午休一两小时，晚上看看新闻、电视节目，一般11点半睡觉。

　　记者：回望过去，您最欣慰的是什么？

　　孙宏开：我最满意的是把一生都献给了民族语言事业。任何学术都要代代传承，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开创了这一学科，而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语言工作者，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把学科建设推到了新的高度，而且获得了国际承认，这是我最欣慰的事。

　　人物小传

　　孙宏开，1934年12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修科，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曾任中国社科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他主要研究民族语言，出版过描写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等方面著述。其中，《藏缅语语料库及比较研究的计量描写》获国家优秀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中国语言地图集》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和国家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待遇。1998年被美国语言学会选举为终身名誉会员。2007年获人事部、文化部颁发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奖。2011年被中国社科院批准为荣誉学部委员。

来源：深圳特区报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