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荣

　　在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94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我们特约请李志荣教授撰文，与读者分享先生晚年的点滴工作。李志荣是宿白先生的博士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大学教书，并帮助宿先生整理文稿，目前她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心于石窟寺的科技考古。

　　——编 者

　　2004年，82岁的宿白先生不再登台授课。教书育人50载的他将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一是辑录《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二是整理刊印《宿白未刊讲稿系列》，三是整理藏书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我因帮助先生把手稿录入电脑，把书下架装箱，成了自封的宿白先生的“书童”。

　　2004年毕业留在北大教书时，我就拿着课余整理的自以为完备的《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听课笔记，请求先生把上课的讲稿印出来，先生明确反对说，“旧大学从没听说过印讲义的。”并且不止一次说讲稿不能印的原因：“讲稿可以把别人的东西加进来，还需要考虑教学效果，所以，不一定反映作者的水平。而著作就不同，它是新的，是著作者的一家之言。如果没有什么新的见解，就不能写文章！”虽如此，先生还是根据他2001年上课时誊清的讲稿，帮我校改了课堂笔记，并且允许我分享给同学师友。

　　我要在系里开先前由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课时，先生把积累多年的讲义送给我作备课的参考。这一次，我得以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先生的讲义，就像以前聆听他的讲课。讲义的第一课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史”，详尽的参考书目令我震惊，这样的研究史，恐怕古建筑史界还没有人写出过。于是坚定地劝说先生把讲义印出来，“您就算为那些没机会听到您讲课的人想一想吧。”大约到2006年，先生终于同意拣选整理刊印他的部分讲义。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先生拣选出版的六部讲义，分别是《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出版时间为2008年12月）、《汉文佛籍目录》（2009年6月）、《中国古建筑考古》（2009年9月）、《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2010年7月）、《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2010年8月）和《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2012年2月）。在每册书前，现在都专门作注，说明讲授的时间、对象，并整理者，再次明确这只是讲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著作。为六部讲义的整理刊印，晚年的宿白先生倾注的心力，丝毫不少于他的其他著作。在拣选旧稿、核查、补图、勘误中先生步入90岁高龄。

　　我文史基础差，讲义出版后，出了较多的错误，我很沮丧，自觉先生所托非人。先生却安慰说，“人家不是说，校书如扫落叶嘛！你知道上海原来有一家印古书的书店，很有名，就叫扫叶书房。书里有错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先生自己，却总是在拿到新印讲稿的第一时间，逐字阅读，标识，然后找一张白纸和尺子，打好格，做好勘误，嘱咐说，“赶快给出版社送去吧”，生怕赶不在下一部书刊印之前。这就是每本讲义后面都有一张勘误表的由来。

　　2012年之后，我们陆续又找出了一些新的讲义手稿，光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讲义，从上世纪50年代可以一直排到90年代。先生看看说，那都太老了，没意思了。可是把不同时期的讲稿目录放在一起比对，就能看出这个学科由简到繁的历史。这些讲义，才是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生增补修订时间最长的文字。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辑录的六种讲稿，两种涉及古籍文献版本，两种涉及历史时期地面遗迹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一种把中国考古学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一种则致力勾勒、打通已然划界的历史时期不同时段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历史脉络。内容庞博精深，展示了宿白先生宽广的知识领域，然而它们又统归于一个领域——中国考古学。宿白先生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遗存形态的深刻认识，认为中国考古学专业的学生除接受现代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教育和训练外，还必须具备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知识和基础，才能成为合格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作为一名中国考古教育者，先生始终站在为中国考古学服务的立场，把自己在历史、文献、版本、佛教、建筑等领域造诣精深的知识贡献给中国考古学。

　　这是宿白先生“过时”讲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

　　先生晚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北大图书馆。2010年的冬天，在先生蓝旗营温暖的大房子里，我和宿志丕师姐一道，给每一册书加盖图书馆定制的“宿白藏书”印，协助图书馆吴洁老师清点、整理、装箱。光是第一阶段工作就历时两月余，共整理装运图书11641册并金石拓本118种。

　　宿白先生曾经和我们讲起自己与北大图书馆的渊源。“我那时上大学，时间主要是在图书馆。搁40年（1940年）开始，天天在图书馆。那时开架书多，我成天在那儿待着。毕业后留校，还是在图书馆。那时在文科研究所，主要是整理燕下都的东西，就是马衡、傅振伦发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复原，伪北大解散了，我又到图书馆工作，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成立考古专业，我才到历史系。因此，把我的东西捐给图书馆，是很合适的。”

　　宿先生所捐赠之书都是先生读过、用过并一直在用的，它们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根据先生读书用书的时间，大体可分两个大时期：1949年前和1949年之后。1949年之前的书籍主要有四类，一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科学领域最卓越的学人著作；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创刊的、包括各大图书馆学刊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杂志从创刊号开始的各卷册（略有缺号）；三是20世纪初以来外国文化侵略探险家的早期著作，其中包括为数较多的日文著作；四是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刊印的重要史籍等。

　　而1949年之后的书籍，见证了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从1950年创刊以来的差不多完整的《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大杂志和大量考古报告类的专门著作。它们记载的是新中国主要的考古新发现。从历史科学角度看，就是最新的史料，是新中国成立后书籍中宿先生最为珍视的。

　　1949年之后的书籍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260余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之前所有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这也是宿先生写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时辑聚之书。

　　捐出自己用了差不多一生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生是在和过去的岁月告别。那些曾经的岁月，被先生以各种各样的标识，留在藏书的扉页、封面或者字句之间。我们从他青年时代读过的泛黄的书页，还有用各种颜色材质的笔写在各种纸上的密密匝匝潦草难辨的文字及藏在字里行间的草图中，仿佛穿越了他一生的岁月长河。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