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香炉营社区办公室内，面对居民送给她的满墙锦旗，赵红英很欣慰。 记者 兰德华 摄
香炉营社区是一个有2500多户的老旧社区，经济困难户多、残障人士多、老年人多。“这些居民都是困难群体，你得去照顾好他们”
6月28日下午2时许，北京市椿树街道香炉营社区主任赵红英以优秀党员的身份参加完市委举办的关于庆祝建党95周年的相关活动后，马不停蹄地从会场赶回小区的办公室。打开房门，来不及喘口气，她打开相关资料开始第二天参加西城区相关活动的准备工作。
今年66岁，面容消瘦却精神矍铄的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她是北京若干社区大妈中最典型的那种。多年的社区工作练就了办事干练、行动敏捷的行事风格。然而，开会只是她日常工作的小插曲，多年来，多数时间，赵红英以同样的速度奔走在社区的各家各户。东家水管破了、西家没电了，就是这些事关社区居民吃喝拉撒睡的琐事，是她工作的头等大事。
小区一栋破旧居民楼内，她和同事仅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堆满了锦旗。而每一面鲜红的锦旗，都是她19年来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的见证，也是驱动她扎根下来，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不竭动力。
老旧小区问题不断
赵红英负责的香炉营社区，是一个2500多户的社区，社区分两部分，新盖的高楼和拆迁区，她主要负责拆迁区。这里拆迁16年了。由于各种原因没拆迁走的居民一度还有559户。
了解这个拆迁社区的人都知道，这里经济困难户多、残障人士多、失业人多、老年人多、患精神疾病的人多。这个“几多”的特殊社区，成了赵红英工作的重点。
“这些居民，都是困难群体，你得去照顾好他们。”
除了社区居民身份特殊，面临拆迁的老小区，问题百出——房屋老旧，管道、线路老化，由此而来的问题自然层出不穷。
“没有水了、没有电了、电视没有信号了，等等各种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断发生，都是特别零碎的突发情况。”
因此，每年到了汛期，差不多5月份开始就要对社区内的所有老旧房屋进行查房。“老旧危房，因为它漏水啊。甚至小区内的平房还可能坍塌，事关人命啊。”赵红英和同事要持续两个月给椿树房管所专业的检修人员带路，挨门挨户地排查。
“十几年查房，我都成了行家，基本上谁家有危险，谁家安全，我心里门儿清。”赵红英说。
每到下雨，赵红英就坐不住，60多岁的人撑着一把雨伞，在滂沱大雨中，走东串西，探望那些房屋存在隐患的居民，怕他们的房子出问题。
除了“救水”防汛，她也“救火”。
解决街坊四邻矛盾与纠纷，调解一家大打出手的哥俩。纷争和矛盾不断的小区，让赵红英成了“救火队长”。
杨素珍老人，大儿子向老人借钱买房后，拒绝赡养老人；三儿子住着写有老人名字的房子，却不肯让老人一起住。老人无依无靠，又没有住的地方，无奈之下，找到了赵红英，甚至后来打电话给110。为了解决问题，赵红英在居委会陪老人三天三夜，老人睡床上，她睡地上。“没办法，老人70多岁了。只能慢慢做工作。”后来经过赵红英和同事的调节，老人同意去敬老院。居委会给她儿子儿媳也做了工作，要求他们每半个月必须去敬老院看望老人。
照顾空巢、孤寡老人
赵红英负责的社区，以老人为主，而且空巢、孤寡老人很多。
张少立老人，无儿无女，没结过婚，日常生活没人照顾。冬天赵红英给他安装烟囱、打扫卫生。随着老人日益行动不便，赵红英安排老人到了敬老院。
“他到敬老院，我每半个月必须去看一次。”每到探视的时间，颤巍巍的老人准时会在敬老院大门口等着赵红英。
其实在这家敬老院，另有三个等待赵红英探望的老人，其中一个叫王顺，是个残疾人。给不同的老人分别带点他们爱吃的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成了赵红英工作之外的工作。
刘彩凤（化名）老人，她本人因患病做肾透析，老伴儿82岁，她女儿是精神残疾，外甥女儿也存在智力障碍，家里的确困难。而诸如这样的家庭，都会是赵红英重点关注的对象，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有一次，刘彩凤老人家下水道往上冒水，老人一个电话，赵红英就立即带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到了他们家中，帮着从屋里往外扫水，维修管道。
老百姓杂七杂八的事儿，在赵红英这里就是头等大事。赵红英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有事儿找她，她总能第一时间到现场。
“拆迁区都是急活儿，今儿他们家停电了，明儿他们家水管爆裂了，后天他们家有线电视没信号了。”除了常规工作，同事基本每天处在紧急忙活状态。19年了，没有一年在家过除夕，因为年三十办公室必须有人值班。19年，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没有周六周日，年假更是从来没有休过一天。
解释这一切，赵红英只有一句北京人熟悉的话：“我忒忙。”
希望年轻人扎下根来
结缘社区，很大原因是受母亲影响。赵红英的母亲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这个社区工作，“我母亲那时候在这上班一分钱都不挣，完全是义务的。”
1997年3月4日，47岁的赵红英从北京一家机械厂的一线工人成了该社区的工作人员。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入职”的时间。
那时候，赵红英在妈妈以及那些老主任们眼中，俨然还是个孩子。
如今，母亲一辈的老主任们都已90岁了。而她，也由当年刚进入社区前辈眼中的“大英子”，成了后来大家眼中的“赵大姐”，成了现在年轻人心坎里的“赵姨儿”。
“当初，我母亲说让我来帮帮忙儿。没想到，一帮就是19年多。”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97年，她的母亲扎根社区几十年，一直在这里工作到70多岁。母亲和老一辈们的选择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赵红英。
“那会儿，居委会办公的地点特别小，六七个人工作在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内。前辈们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无偿地为社区工作，为居民们办事。”聊起母亲那一辈人的工作，年逾花甲的赵红英依旧感慨。
500多家拆迁户，如今只剩12户了，用赵红英的话说：“稍微有些喘气的机会了。”
“我岁数大了，终究要年轻人接这个工作。”工作这么多年，赵红英不曾有过抱怨。但最让她心寒的是多年来她培养的年轻人总留不住。
“我培养一个走一个。”谈到基层人才的流失，老人难掩失落的神色：“我也是真伤心了。”
“孩子们有的考公务员到了区里工作，还有的去了其他事业单位。基层很难留住年轻人。”
现在，赵红英带着两个大小伙子。
“这俩孩子，和我一样，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来，甚至夜里打电话就夜里来。社区都是急难事儿，特别需要年轻人的帮衬。”
“孩子们，应该每天5点半下班，但哪天都没按时下过班，他们都是好孩子。”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年轻人能留在社区，扎下根来。（记者 兰德华）
来源：工人日报 摘自：中国文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