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四大资管公司中的中国东方和中国长城均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其今年上半年在不良资产主业的投放力度正在加大。数据显示，不良资产市场规模仍在持续上升，而市场不断扩容也持续激发了包括四大资管、地方资管以及诸多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参与热情，纷纷加码投资。

　　根据此前监管部门披露的数据，近两年来，累计处置不良贷款超过4万亿元，而今年处置的力度预计还会更大。业内人士表示，不良资产仍处于阶段性处置高峰期，不过对于部分机构和部分项目而言，处置的资金成本仍是其面临的较大挑战。

　　存量不良加速出清推升市场规模

　　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统计数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据在2019年一季度末达到了2.157万亿元。非银行不良资产方面，一季度末信托风险项目规模达到2831亿元，同比增速为89.8%，5月末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规模达到16.3万亿元，自2018年初以来增加了约2.8万亿元。

　　“不良资产市场规模持续上升。银行不良贷款方面，受经济结构调整、金融监管趋严和金融资产分类管理加强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持续增加，分机构来看，农商行和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较多，这与其历史包袱重、业务集中在当地、客户抗风险能力较弱有关；另外，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略有增加；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相对较好。”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陈小侉表示。

　　在“量升”的同时，不良处置市场也呈现出“价跌”，前两年虚高、甚至有些泡沫的不良资产包的价格在逐步回归理性。陈小侉表示，其主要原因在于：从供给端看，受不良贷款监管政策趋严等影响，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加大；从需求端看，不良资产市场参与者也变的更为理性，更加注重资产的处置、回收而不是过于追求市场份额和规模。

　　展望未来，陈小侉表示，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大、商业银行加强风险资产分类管理，预计部分关注类贷款将下移转换成不良贷款。信用债违约以及企业间逾期应收账款规模或将进一步攀升，风险仍处在持续暴露和释放过程中，非银行机构不良资产规模预计也继续增加。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3至5年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缓慢上升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这种不良资产的上升更多的是过去未暴露出的存量风险逐渐暴露。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由于部分银行考虑其自身财务报表和监管评级，对有些风险的暴露并不充分。有的银行在财务报表上显示的不良率并不高，但是实际积累的不良数量较多。随着监管的强化，原有的存量不良资产急剧涌入市场。但实际上，市场上不良资产供给上升并不是新增的不良资产，而是存量风险的显性化。

　　市场扩容引多机构加码布局

　　市场不断扩容也持续激发了包括四大资管、地方资管以及诸多民营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参与热情，纷纷加码投资，攻坚不良资产仍处于阶段性高峰期。

　　以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主力四大资管公司为例，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其在上半年纷纷加大了不良资产主业的投放力度。陈小侉25日在银保监会例行发布会上说，近年来，中国东方不良资产业务新增和存量规模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今年，中国东方今年计划配置风险资产1250亿元，全部用于不良资产主业投放，上半年中国东方新增不良资产业务投放493.64亿元。

　　中国长城25日也发布新闻稿称，2019年上半年，中国长城不良资产主业拓展重心稳步转换，重点围绕问题资源开展实质性并购重组等综合性“大不良”业务，总计收购了总额395.18亿元的金融不良资产债权，累计处置回现166.18亿元。

　　在加大业务投放的同时，各个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也不断多元化。很多机构不再仅仅秉承过去简单的“打折、打包、打官司”的“三打”思维，而是升级为“重组、重整、重构”的“三重”理念。据陈小侉介绍，中国东方通过综合金融工具箱和投行化手段的运用，在问题企业救助和风险机构重组方面积极作为。针对有含金量和增值运作潜力的项目，运用实业投行手段，诊断危机企业存在的问题，协调集团资源，牵手产业资本为问题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解决方案，帮助问题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

　　与此同时，几年前就兴起的“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也正在日渐成熟。6月20日，中国东方与阿里巴巴签署全面合作协议，会上，双方表示将依托各自领域优势，共同探索通过互联网技术、渠道与数据实现不良资产营销、处置，并推动双方旗下各类机构多层次、多类型业务合作与资源整合。

　　部分机构业务处置成本高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广阔的市场并非没有挑战。一方面，对于部分中小机构而言，其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一位资管公司人士对记者说，不良资产行业和经济周期关系很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不良资产在处置过程中也存在不小难度。“越是不好处置的项目，机构持有的时间就越长，综合算下来，资金成本就会比较高。尤其对一些非持牌的机构，其本身融资成本就比较高，做业务的压力就会更大。”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由于四大资管公司本身服务中小银行较少，因此部分中小银行不得不去寻找一些地方资管公司进行合作来处置不良，但是比起四大，地方资管本身处置手段相对有限，其综合处置成本就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债转股”这样的业务周期较长，对机构的资本占用较多，资金成本无形中也就被抬高了。“根据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市场化债转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250%，持有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400%，给中国东方带来较大资本压力；二是债转股需要大量的长期资金，资金成本较高。”陈小侉坦言，四大资管的市场化债转股业务，受资金成本、经济资本以及考核等因素影响，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