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独具中华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深入研究其历史价值及当代传承问题，对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源起于西周，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从孕育萌发到基本形成，再到传承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个阶段是从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至孔子论君子之前。这是君子文化处于孕育萌发状态的阶段。从《尚书》《易经》等典籍的有关内容看，虽然这时“君子”一词的本义只是特指“君之子”，但“君之子文化”已初现端倪。《尚书》中“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之说，实质上表达了“君之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内涵；《易经》中有关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亨，君子有终”“居中”“得中”“处中”“安节，亨”“甘节，吉”“君子几，不如舍”等论述所蕴含的君子要警惕忧患、自强不息，要谦逊做人，要秉持中正，要崇尚节俭，要审时度势等思想，都是对君子品质的要求，是初期君子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阶段，“君子”一词的指向狭小，人们的君子意识淡薄模糊。但它作为中华传统君子文化乃至传统人文文化的源点，为其后的孔子等思想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料，具有重要的“源文化”意义。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一次重大变革达到成熟状态的阶段。这个阶段处于社会大变革之中，“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儒道法墨等各家思想相互争鸣、交流、融合，共同推动了君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贡献最大的无疑是孔子。孔子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前人的“君之子”文化加以继承和改造，创立了新的君子学说，实现了传统君子文化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孔子沿用前人的“君子”称谓，利用“君子”这个“题”铸就了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稳固的“外壳”和思想库，使“君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延绵不断的鲜明标记。另一方面，孔子利用“君之子”与“有德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在逻辑上进行从“君子是君之子——君子是有德者”到“有德者是君子”的命题转换，由此获得论述君子思想的广阔空间。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充分发挥，君子被赋予深刻丰富的内涵，以至于如晚清思想家辜鸿铭所言：“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即‘君子之道’。”随着孔子君子思想的传播及不同学派间争鸣的展开，思想家们的君子意识逐渐浓厚；在孔子的私学教育推动下，社会的君子文化舆论和价值认知也逐步显现。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已经形成。但由于这个阶段关于君子的表述过于散乱，也给君子文化的后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三个阶段始于西汉王朝并延续于其后的全部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是中华传统君子文化实现第二次变革并实质上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传承发展阶段，实现第二次变革的主要推手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思想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同时，由于先秦君子文化的诸多不确定性，更由于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西汉以后的君子文化可谓腐朽与进步、精华与糟粕并存，在官方和民间以及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呈现严重的立场分化和观念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