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已经闭幕。G20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为共同商讨全球经济合作架构由主要经济体国家发起的国际组织,组建之时对该组织的定位是“财务大臣、中央银行总裁的会议”,但因为新加入了由各国首脑参与的会议,G20也形成了“主要国家金融峰会”的新形态。

　　G20成员国的GDP总额占世界的90%,且人口总量也达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目前它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决策性会议。因此,G20峰会发挥的作用超出了最初设立时的宗旨,近年来也开始商讨经济以外的重要话题。

　　现在中国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并且本年度的G20峰会也在中国举办,因此全世界对能够在中国领导下,构建出最为适当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抱有热烈的期待。

　　笔者认为,现在世界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目前没有能够引领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世界经济整体增速缓慢。第二,世界上充分的投资资金(“石油货币”、中国资金等)无法找到有前途的投资对象,使得资金必然流向投机项目,因此使各国的股市出现不确定因素。

　　事实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正呈停滞状态。举例来说,贸易、对外投资以及移民等跨越国境的活动,整体在逐渐缩小。各国都开始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在金融方面更加严格规制了风险投资。

　　中国是一个接受了巨额对内投资的国家,同时实施贸易立国政策。另外,近年来对外投资规模逐渐向巨额发展。

　　那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笔者认为,作为G20会议的主办国家,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非是要答应各国其担当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角色。中国还处在结构改革之中,中国不应该许诺作出自我牺牲性的政策,世界也不应该对中国抱有那样的期待。

　　世界经济对中国的期待应该是,发挥能够将世界经济恢复成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所呈现的健全的全球化经济状态的领导力,主导建立能够培养经济“成长中心”的机制。

　　但是反观中国,能够看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现状比其设想仍有距离。虽然原因出在中国国内,但是改革的迟缓也是中国资本流出的原因之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应当起到将各国金融政策带向正确方向的作用。为此,中国需要向各国展示自己国家金融体系改革的新内容,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榜样。

　　中国本身也是巨大的市场保有国家之一。为了中国能重新夺回世界“成长中心”的地位,发展经济的结构转换必须尽早完成。但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

　　中国为了实现经济和产业的结构转型,让中国企业同世界市场环境相对峙是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压力,企业或消费者的行为更容易进行转换。在政府主导下,即便对国民宣传“要增加消费”或对企业宣扬“要创新”,但如果外部市场环境没有变化,消费不会增加,同时企业的技术革新也不会有成效。就如同一个学生即便每天被母亲唠叨要努力学习也不会有干劲,但如果在某次考试中成绩败给朋友,因为懊恼产生动力而拼命学习的行为更有激励作用,这是同样的道理。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最应该开展且最有效的工作是,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市场水平,如提供更好的竞争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回顾发达国家的过去,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无论政府在公共投资上付出多少努力,但对扩大国民消费等方面的效果反而会逐渐减弱,中国也有这样的趋势。根据市场原理淘汰竞争力低下的企业,在健全的市场竞争下,促使国内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商品和高质量服务的企业,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完成结构转型。

　　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转型的成功,是在石油危机及日元飙升等外部市场环境压力下完成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在产业政策改革中,采取的最有效措施,并不是政府提供补贴或政府主导推进并购政策等,而是为保证市场的公平,调整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减少企业投资的税负,改革金融体系等,实施了改善各产业整体环境的一系列措施。

　　中国现在最有效果的政策是,“互联网+”政策。在这个政策下中国政府实施贯彻了程度很高的互联网基本建设及相关法律的制定。因此,在IT服务业领域内,出现了很多创新型企业,同时网络购物等国民消费程度也有显著提升。

　　但是在其他领域的产业政策上,概括来说政府发挥了过于强势的作用。最近的电动汽车领域,出现了为获得政府补贴而企业骗补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这项措施与其说在促进革新发挥作用,不如说反而造成了市场调节功能下降。

　　在推进中国制造的技术革新中,比起实行政府主导的增强对国内设备的投资,更应该注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或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中国,今年的企业对外投资也开始逐渐向大型化趋势转变。中国政府为支持企业的全球化,采取了促进企业的融资方式多样化、完善贸易相关保险和提高国际物流水平等措施。中国企业为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也许要对自身的管理方式进行相应改革。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里积累经验,把握市场需求,那么国内的产业结构自然会发生相应改变。

　　(作者系清华大学·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工学部卫生工程系硕士毕业,进入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工作,在环境系统研究部、技术战略研究部等部门任职,1999年任野村综研经营信息咨询部部长;2002年,在上海创立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2005年,回日本担任野村综研咨询项目统筹管理部部长;2007年7月开始担任现职。研究方向:中国战略、产业政策、环境系统等）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