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住在南京军区总院ICU病房的李奶奶（化名）在和病魔做了几个月的抗争之后，进入到弥留阶段。医生告诉她的子女，留给老人的时间不多了，随时都可能去世。然而，和其他准备后事的家属不同，他们一边守护着老人，一边与红十字会联系，希望尽力帮助老人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李奶奶是南京市8000多名“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以下简称“志友”）之一。“志友”涵盖中科院院士、将军、工人、农民等各界人士。生前，他们奉献爱心、参与志愿服务；身后，他们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教学与科研。目前南京成功实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中，年龄最大的105岁，最小的仅11个月；已实现遗体器官捐献1800多人，包括器官捐献114人，捐献器官301个、眼角膜近700片。

　　发起

　　“三不两献一育”，助力医学发展

　　接到李奶奶儿子打来的这个电话，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南京医科大学接受站工作人员、解剖学系教师古慕峰十分感慨。

　　记者了解到，在南京医科大学病理学的课堂上，有一具肺心病的标本40多年来一直供教学研究，该校病理学教授徐秉栋用它进行了20多年的教学工作。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标本正是源于徐秉栋的母亲。1973年，他的母亲病逝后，遗体捐献给了学校。

　　“这正说明了医用标本之稀缺，以及‘志友’精神之伟大。”古慕峰告诉记者，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学科，最理想的状态是每2—3名医学生共同解剖一具遗体，国内医学院校平均30名学生解剖一具，而南医大目前可以实现每10名学生解剖一具。虽然仍有很大缺口，但是比起20年前，发展是显著的。很多“志友”家属看到古慕峰时都说：“老人生前一直强调希望捐献遗体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平凡的人总是带给他最多感动。

　　1995年，南京市十几位离退休老干部在全市倡导死后无偿捐献遗体以供医学教学和科研之用，并率先提出了一个口号：“三不两献一育”：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接受花圈挽联、不用骨灰盒建墓土葬；捐遗体供解剖、献器官供移植；骨灰用于植树育林。这一倡议得到南京市民的积极响应。

　　随后，南京市政府制定出台《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管理暂行办法》和《南京市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工作规范（试行）》两个文件，后又于2002年出台《南京市红十字眼库管理办法及工作规范》。这些管理办法及制度的建立为遗体捐献事业提供了政策保障，从而使这项事业的发展步入正轨。

　　参与

　　最初仅有几十人，目前已达8000多

　　“我和老伴儿在1997年就进行了登记。她能够实现心愿，我感到欣慰和自豪。”回想起2005年妻子去世遗体捐献之举，86岁的赵玉坤告诉记者，他们的子女认为这是利己利人、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受到妻子奉献精神的感染，二弟也在几年后进行了捐献。

　　今年83岁的邵泽忠，在1996年从南京钢铁厂退休不久便参加了“志友”组织。“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好！”邵老坦言，刚开始孩子们不赞成我这么做，怕有人指责他们不孝顺。为此邵老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从各方面进行开导，减轻孩子们的心理负担。

　　邵老的妻子邓亮是一名医生。她和孩子们讲：“我的医疗技术就是通过遗体解剖换来的，身后也将捐献遗体，宁可在自己身上多动一刀，也要让未来的医生们看病时少出一错。”

　　这一番话打消了家人的顾虑。邵泽忠的家属都表态要参加“志友”组织，就连家里的小孙子也进行了登记，用行动支持爷爷。

　　“志友”成立之初，一年只有几十人报名，而去年一年的报名人数就达到了680人，今年前3个月就有200多人。

　　服务

　　期待更多理解，从未想过放弃

　　早晨7点半，位于南京医科大学二号教学楼133室“志友办”的灯就亮了起来。赵玉坤和邵泽忠是“志友”副总干事，邵老一周来两次值班，赵老则是每天都来，“就像上班打卡一样准时”。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地响起。他们耐心地向咨询者介绍政策和流程。

　　正在这时，门被敲开了，是一位上次来领过表格、回家子女签字同意后前来办理登记手续的市民。收取照片、核对身份、颁发证书……两位值班的老人把流程安排得有条不紊。

　　在南京市的各个区都设有“志友”大组长和小组长，由他们负责日常管理及联络每位“志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逐级负责的比较健全的网状组织机构。他们负责捐献遗体事业的宣传、咨询、登记、档案管理、与遗体接受站的联系等工作。目前“志友”组织中长期参加志愿服务的有230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也有委屈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赵玉坤坦言，早年有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的工作。随着20年来“志友”的不断努力，奉献与大爱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种下。质疑声少了，点赞声多了，这群可爱的人赢得了更多感恩和敬佩的目光。（记者 姚雪青）

来源：人民日报　　摘自：中国文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