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瞩目的“一带一路”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新时期对外重大战略部署和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努力，自2013提出后，经历了2014－2016年的国内预热、海外推广的全面推动，并面对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复杂而深刻的调整局面，目前已经在许多方面和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持续在积极、有序的推动过程中。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广泛认同，并有了较为坚实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运作空间，但如何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价值？站在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视角上看，还应该有很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

    首先，我们可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倡的包容性增长，是否能够解决既有全球化所面对的难题？众所周知，当代既有的全球化理论认识，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哈佛商学院的西奥多×莱维特提出的“全球化就是商品、技术、服务与资本在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的扩散”也好，还是1990年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提出的“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居民被整合进单一社会过程”也罢，包括英国学者大卫×赫尔德后续提出的“全球化是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形式产生了跨区域与跨大洲的流动”……。这些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全球化认识，本质上是将全球视为一个充分自由竞争市场，而在无监管和无转移支付的“充分竞争”中，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产生全球化进程中的广大“输家”。这个输家可以是由发展中国家承担，如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也可以是在今天表现为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全球化过去的积极推动者美国的“蓝领工人”阶层，对于全球化结果表现出来的政治不满，进而寻求“反建制”政治力量的改变。所以，西方既有的全球化理论，虽然看到了全球化的过程与现象，包括了全球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但没有深刻反思既有全球化模式所带来的不公平增长问题。而中国今天面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务实行动，很显然注意到了全球化过程中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同时更切合实际地注重了不同民族国家自然禀赋与基础条件的差异性。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目前动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正在为未来的全球化提供了新模式和新理念。

    其次，我们从国际治理的模式变化角度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主动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是否能够改变和克服既有国际治理模式中的不足与缺陷？很显然，既有的国际治理模式，无论是传统G7集团，还是战后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治理组织，均在过去的几年间无力应对全球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彻底解决全球低增长问题。而欧盟作为既有最高水准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经历英国脱欧和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气氛膨胀下，也无力继续大规模地输出“欧洲模式”，其自身的一体化模式在欧洲内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美国在经历金融危机和内部经济与政治变革后，新任总统选择了“美国优先”战略，并废除了全球化的贸易深化和升级版的TPP多边协定，希望并坚持以双边的贸易形式来处理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问题。上述变化虽然这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既有全球治理模式的一种解体，但可以看到的是，既有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遇到了内部分化与前所未有的自我挑战，并暴露出既有国际治理体系和模式固有的弊端，即全球资本是传统国际治理模式的赢家，而大多数民族国家是既有治理模式的输家。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应对了国际治理的缺位，并以新的模式和理念为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区域和全球性公共产品，一方面显示了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努力为改善和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一个尝试，并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同，包括传统发达国家的再审视，这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从倡议的开始，到今天“一带一路”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各国宾客云集北京共商未来，显示了中国倡导的包容式增长与公平增长模式，为新型全球化打开了广阔的空间，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逐步扩散和广泛认同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必定在实践中，为全球治理模式改善和能力提升创造新的契机与远大未来。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发展中心基地/工作室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求是网　　作者：余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