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当代贵州杂志社采访调研组

　　“海雀村，作坊河，罩子遮齐门槛脚。要想扯尺遮羞布，肩膀当做地皮磨。”

　　30年前，赫章的穷“赫赫有名”。位于大山之中的海雀村，则是赫章最穷的村落，海拔高，收入低，正如歌谣所唱，真正是“苦甲天下”。

　　1982年，40岁的文朝荣当选为海雀村党支部书记。展现在他眼前的海雀村，正是这样一幅凋敝的景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屋不挡风、地不产粮、山不长树。“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困住了数百名少数民族村民，让这个意为“湖水灌注”（“海雀”由彝语“候音”演变而来，“候音”是“湖水灌注”的意思）的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

　　生活之贫、生态之瘠、生命之困，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这位40岁的彝家汉子身上。他捏紧了拳头，决心带着全村人与“穷神”斗上一斗！

　　当上村支书的第一天，文朝荣就把心交给了村民，村民也把未来托付于他。30年来，文朝荣不仅是海雀村的支书，更是全村人的支柱。

　　文朝荣面对的，不仅是压在海雀村头上的贫困“大山”，更是植根于村民心中的落后观念。他用一亩田地、一份坚持、一次表率，树立了“科技兴农”、“脱贫致富”的榜样。

　　海雀村海拔2300多米，四面环山，交通非常不便。气候高寒、土地贫瘠、资源短缺，村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土豆只有鸡蛋大小，玉米疏疏落落，又矮又瘦。这点收成，连肚子都填不饱，要想换点钱买盐买布，更是难上加难。

　　文朝荣知道，海雀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地产薄弱，种不出粮食。他想尽了办法改良土壤，组织村民肩挑背扛，从山外背来石灰撒到地里，一遍遍地用牛犁地。可是，地薄水干、土壤脆弱，再加上气温低、温差大，村民吃够了苦头，却成效甚微。

　　这种窘境持续了多年，一直到1985年，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前来采访时，看到的仍然是这样的情景：

　　“没发现一家有食油、有米饭的，吃的多是玉米面糊糊、荞面糊糊、干巴菜掺四季豆种子。这9户人家，没有一家有活动钱；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室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

　　记者的呼吁，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为海雀村解决了燃眉之急。村支书文朝荣白天给村民们发放救济粮款，晚上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他想：“不能总是靠帮扶啊，如果自己不努力奋斗，一是对不起党的关心，二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们也要有志气，要想办法不再让党和政府担心牵挂。”

　　文朝荣背上他的小黄包，装上煮熟的土豆，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走出了海雀村。他找到乡政府的领导，找到其他村的种田能手，找到农业站、林业站的工作人员。这一次，他没有白跑，带着“科技兴农”的理念和几卷地膜回到了海雀。

　　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村民都来看热闹。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塑料薄膜——铺在地里岂不是把庄稼都闷死了？

　　“不种，不种，我们没钱买地膜。”

　　“政府会支持我们的，我先去赊来，帮着你们种起，等有收成了再说。”

　　“算咯，算咯，我们不懂这些，还是按老办法种吧，起码心里有数！”老实巴交的苗族村民摆摆手，又埋头锄地去了。

　　文朝荣没有多劝，转头对大儿子文正全说：“我们家先做试验，拿一亩地来铺地膜，效果好了再鼓励大家种。”海雀组组长、党员王兴国也提出，愿意一起试用地膜。

　　就这样，文家和王家各拿出一亩地，铺上地膜，种上玉米，悉心照料。几个月后，原来亩产三四百斤的地里，种出了800斤颗粒饱满、个大量足的玉米。收玉米那天，全村各组的老老小小把文、王两家的田地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没想到，用“塑料布”一盖，居然能增加几倍的产量。好多人都在叹气——早用地膜一年，就能少挨一年的饿呀！

　　文朝荣很高兴，皱纹里都含着笑容——不是因为自己家今年粮食增产，而是地膜试用成功，意味着海雀村有了希望。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粮食丰收更值得欣慰呢？

　　第二年，全村人都用上了地膜。没钱买，文支书帮着筹钱、赊账；不会用，文支书帮着铺设、拢土；有问题，文支书帮着奔走、解决。庄稼长势越来越好，文朝荣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接下来的几年内，他一边积极推广地膜种植，一边尝试定向育苗、绿肥聚拢免耕等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村里的粮食一年比一年丰产，1994年，全村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14.46万公斤，比1984年翻了一倍。

　　“要致富，先种树。”在那个衣食匮乏的年代，文朝荣作出了一个造福子孙、获益长远的决定。他带领村民种树，为的不是显赫政绩，而是海雀村的美好未来。

　　粮食勉强够吃了，可是海雀村还是穷啊！

　　村民没钱买盐买衣服，全村167户住的都是杈杈房。更让人难堪的是，由于长年累月的毁林开荒，海雀村境内满眼黄沙，草木稀疏。村民想要收集些树叶垫圈，或是割茅草盖房，还得走上老远，到邻村的地盘上去捡拾，常常被人追着、打着赶出来。

　　海雀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文朝荣一直在思考。

　　听说海雀村想要进一步发展养殖业，乡镇林业站站长罗兴开劝道：“老文，现在村里喂了许多羊，新种的几棵苗木都被啃坏了，土地沙化面积增大，以后更没办法发展了。”

　　听了老友的肺腑之言，文朝荣还是有些犹豫：现在种树有用吗？他爬上山顶，打量着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土地：环视四周，满目苍凉，一个个山头成了“和尚坡”；俯瞰村庄，风沙肆掠，一片灰黄，一座座杈杈房颤颤巍巍。

　　他叹了口气：“再不种树，山都哭了。”

　　回到村里，文朝荣把大家召集起来，探讨海雀村的发展目标。他苦口婆心地跟村民们说，海雀村要发展，就得先种树，把环境搞好了才能富裕。

　　很多村民不同意，纷纷嚷道：“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劳力去种树？”“种树要多少年才能有效益，白费力气！”“别说我们这些老几十岁的，怕是我们儿孙都得不到用哦！”

　　“山上有林才能保山下，现在虽然辛苦点，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有树、有草、有钱，有衣穿，有饭吃。”文朝荣挨家挨户登门拜访，一次又一次地劝说村民。

　　“不种树，海雀村就没有出路啊！”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7年，在文朝荣的带领下，海雀村300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抬着树苗，浩浩荡荡地爬上山坡，开启了声势浩大、为时三年的“植树运动”。

　　拉绳、放线、打点、挖坑、种树、培土、浇水，30多个山头、1万多亩地、数百万棵苗木，这是多么惊人的成绩！

　　三年里，海雀村的人们尝尽了艰辛：“出门天不亮，回来月亮上”，他们每天带着煮好的土豆和玉米上山，一呆就是十来个小时；为了保证树木的存活率，大雪之后是最佳的栽种时间，他们双手刨土堆雪，冻得通红；就连大年三十，大家也得上山种树，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来煮肉烧饭。

　　作为领头人的文朝荣，付出了百倍于常人的心血。村民们出工前，他已经在山上拉线打点；大家收工后，他还要逐一检查巡视，坑有没有挖好？土有没有埋够？苗木有没有种直？只要有一点瑕疵，他都要亲自动手重做一遍。

　　“国家投入那么多资金，我们一定要把树种好。”他对老友罗兴开说。“植树运动”开始后，两人每天都要一起巡视树林。文朝荣总会提着一把锄头，看到歪斜、偏倒的树苗就要扶起来，重新种好；树苗逐渐长大后，他换了一把镰刀，一路走一路砍掉那些遮阴的杂草。

　　林子越来越茂密，文朝荣在山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妻子李明芝又要种地，又要持家，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她忍不住说：“栽树要什么时候才有收成，你管管孩子嘛，家里太苦了。”

　　文朝荣温和地笑笑，说：“慢慢就会好了，有福慢慢享嘛。”

　　面对妻子的抱怨，或是村民的质疑，或是外人的刁难，文朝荣从来不急，总是这么温和。可是，谁动了山上的树苗，文支书可饶不了他！

　　从种下第一棵苗木的那天起，海雀村就定下了村规民约：不得私自砍伐树木、不得放养牲畜进林、不得毁林开荒。对此，有些外村的人颇为不屑。这不，邻村的赵姓村民不听劝，放牛入林啃坏了好几棵苗木，还打伤了前来制止的护林员。

　　文朝荣闻讯赶来，看着被毁掉的苗木，脸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劝住了要动手的小年轻们，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商讨对策，决定去赵家评理。

　　那一天，近百位海雀村民围在赵家门口，不动手，不争吵，而是耐心说理。赵姓村民心服口服，赔付了护林员的医药费，许诺再也不把牲口放到海雀村的林子里去。

　　经过这件事，周围村寨的人都知道，那片林子是海雀村的宝贝，动不得！

　　2002年前后，文朝荣带头实行退耕还林。海雀村的树林又增加了1120亩，达到12800亩，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5%上升到70%。

　　文朝荣和村民的坚守，换来了福泽后代的山清水秀。被全村人精心呵护的树林，不仅涵养了一方水土，使海雀村重新成为周边村寨的水源地，还产生了4000万以上的经济价值——文朝荣所说的“福”，海雀村每个人都享到了。

　　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却成为子孙为人处世的榜样；他没有在海雀村题字立传，却在村民心中留下一座无字的丰碑。30年，海雀村的变化，就是支书文朝荣最大的功绩。

　　“他是个大好人！”在海雀村，提起文朝荣，几乎人人都这么说。

　　1984年，海雀村连续遭受冰雹、大风和低温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减产。快到春节时，乡里为群众送来了救济粮款，文家也能分到一份。李明芝很高兴，几个孩子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家里的土豆也所剩无几。可是，她等了半天也没见着粮食。

　　原来，文朝荣谢绝了乡里的安排，理由是“群众比我困难，还是考虑群众吧”。

　　第一次不要，第二次还不要，连拿到手的平价返销粮指标，也被文朝荣让给了最困难的农户。自家让粮还不够，他又打起了亲戚的主意，说服哥哥文朝升、弟弟文朝华和儿子文正全三户让出了救济粮指标。

　　“有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嘛。”面对妻子的诘问，他又是温和地笑笑。

　　苗族大娘安美珍家一直是村里的困难户。眼看村里人都改建了土墙房，她家却还是风吹就倒的杈杈房。让她感动的是，文支书不仅给家里送来了粮食，还带着二十几个年轻人赶来，挽起袖子帮她建房。

　　“文支书给他们说，不要在这里吃饭，给人家增加负担，没饭吃就去他家吃。”如今，已是92岁高龄的安美珍，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逢人就念叨文支书的好。

　　村民王兴开有件羞于启口的往事——因为家太穷，媳妇“跑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心灰意冷，没脸去丈母娘家接人：谁叫自己家里负担重，连妻儿也养不活呢。

　　文支书得知此事后，多次给王兴开鼓劲，帮着他铺设地膜、试用绿肥。很快，王家的田地增产了，王兴开喜滋滋地接回了媳妇，又再接再厉种上中药材、养些牲口，日子开始红红火火。

　　村民张恩志说，当年他家是村里最穷的一家，连猪都养不起。文支书经常给家里送来土豆，过年时还送来了肉——在那个年代，村里谁都不富裕。那份雪中送炭的情谊，让张家老小念叨至今。用张恩志的话说，“老支书无论贫富一视同仁，真是个好人！”

　　这些少数民族村民，汉语说得不够利索，不会用华丽的辞藻，只能用一个“好”字表达他们的赞誉。

　　这个“好”字，正是对一位村支书、一位共产党员的最高评价。

　　2014年2月，文朝荣因病去世。出殡那天，全村的老老少少都来为他送行，连周边村寨的村民也都自发来送一送这位植树造林的“老愚公”

　　“我们是共产党员家庭，凡事都要带头。”回忆父亲生前事迹，大儿子文正全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

　　1981年，是海雀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听说计划生育要“开刀”，村里人避之不及。文朝荣便劝文正全和儿媳罗文兰，带头做绝育手续。当时，文正全家只有一个孩子，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谁不想多生几个以后享福？

　　文朝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无比郑重地说出那句话。至今，文正全仍然记得父亲脸上凝重的表情。

　　一句“带头”，让大儿子一家成为全村乃至全县第一批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在他们的带动下，全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出现了3户独生子女户和12户双女户。

　　对小儿子文正友来说，父亲的特点是“严”。他活了73岁，一生做事光明磊落，不允许自己家人占村里一点便宜。两个儿子先后被推选为村干部，文朝荣对他们的监督更是严厉。2008年，当上村支书的文正友贷款买了一辆大卡车。文朝荣误以为他是用公款买车，把他叫去一顿狠批。

　　“你当村干部，要为群众着想，不要占村里的便宜。一定要做得勤正廉洁，不能贪污挪用一分公款！”

　　文正友再三拍着胸脯保证，又拿出贷款证明，老父亲才放心下来。

　　妻子李明芝说，文朝荣“倔”了一辈子：他不顾反对，杀了仅有的鸡送给村民吃；他不顾家里，把救济粮让给贫困户；他不分日夜，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不管孩子，对自家儿孙照顾得很少；他不管身体，病重的时候，还要杵着拐杖去巡山，谁都劝不住——就是这么一个倔老头，“我不后悔嫁给他，只可惜他没有多享到福”。

　　文朝荣去世前，还惦念着海雀的那一片林。他一再念叨：“这片林子一定要管好，自己操心，群众劳累，国家花钱。要是林子毁了，我们海雀就什么都没有了……”

　　老支书走了，海雀村似乎没有变化，却又有些变化：

　　李明芝身体不好，却坚持自己做饭，不给孩子和乡邻增加负担；

　　文正全不再担任职务，却依然照管着树林，每天都要去巡视；

　　文正友被推选为村主任，正想方设法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建设美丽乡村；

　　孙子文军义延续爷爷的心愿，当上了护林员；

　　村民们坚守着“不砍、不放、不开”的村规，守护着万亩松林，继续勤劳致富奔小康；

　　风吹过山头，茂密的树林扬起绿色的波浪，青山环绕的海雀村一片生机盎然……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采访调研组成员：赵宇飞、奚晓阳、姚远、杨彦荣  执笔：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