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移自哪里？
——“愚公移山”的文本渊源与《列子》的成书时代
学界普遍认为“愚公移山”仅见于《列子·汤问》篇（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161页），譬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中就说“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9页）。《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原创性似乎无可置疑。但是，偶然的一次翻阅使我对此有了新的看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2册，No.0135，第857-859页，以下简称为《大正藏》）收录了晋代名僧竺法护的一种译经，题为《佛说力士移山经》（以下简称为《移山经》）。经文开篇曰：
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夷那竭国力士所生地大丛树间，与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临灭度时，时国臣民皆出来会。佛问阿难：“斯国大众，何故云集？”贤者阿难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门途，行者回碍。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吾等膂力，世称希有，徒自畜养，无益时用，当共徙之，立功后代。’即便并势，齐声唱叫，力尽自疲，不得动摇。音震遐迩，是故黎民辐凑来观。”
我们试比较“愚公移山”的开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尽管故事的主角不同，二者描述移山背景的语言和情节却非常相似，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与“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与“妨塞门途，行者回碍”，“聚室而谋”与“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再如：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这段话与《移山经》“吾等膂力”四句的表述，似相反而实相承；至于下文愚公“虽我之死，有子存焉……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陈述，也不过是对《移山经》“当共徙之，立功后代”的进一步发挥。《移山经》随后说：
于是世尊问诸力士：“汝等何故体疲色顇？”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举移。始从一日，勤身勠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动，惭耻无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圣，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几欲徙石，光益于世，著名垂勋，铭誉来裔，使王路平直，荒域归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吾为尔移，遂汝本愿，使汝戴功，慎无愧惧。”力士欢喜，启曰：“敬从！”于时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举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抟之，三转置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还着掌中。
我们再比较“愚公移山”：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诚”的意思，在这里，释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换为天帝“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愚公移山”与《移山经》在文本上的相似，绝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后？晋人张湛的《列子注序》（《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八）关于《列子》思想内容的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先生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季羡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3页）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季先生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列子》既然抄袭了太康六年译出的《生经》，这部书的纂成一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年）。”如此为《列子》成书断代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张湛《列子注序》称“遭永嘉之乱……仅有存者”云云，对此，季先生指出：“永嘉之乱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311年）晋怀帝的被虏。”“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生经》译出后短短二十几年内，在当时书籍传播困难的情况下，竟然有人从里面抄出一段凑成一部《列子》。”此说则可商榷。其实古人编书和传播书籍，速度非常之快。即以《列子》为例，其《周穆王》篇乃摄取汲塚书《穆天子传》而成，甚至连“机关木人”也被套装在“穆王西巡狩”的叙述中。《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因此，《穆天子传》的流传必在束皙等人的整理本完成以后，即太康二年至太康六年之间（281—285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列子》一书应当始创于太康六年之后永嘉五年之前这26年之间（285—311年）。而特别令人惊喜的是，《生经》的译者竺法护也是《移山经》的译者！而“愚公移山”和“机关木人”的故事也都见于《列子·汤问》篇！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