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赵鹏办理了一个寻衅滋事、抢夺枪支的上诉案。上诉人黄某是一个远郊区的男孩，家境不好，大学毕业后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先在城里的快餐店打工。一审判决书认定，黄某于案发当日饮酒后携带水果刀上班，又在工作时突然掏出水果刀在店里乱挥，将一名上前阻拦的员工手臂划伤。接到报警的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黄某不仅没有停止自己的违法行为，反而上前抢夺民警腰间携带的手枪，但没有得手即被警方制服。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抢夺枪支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事实非常简单、清楚的案件，酒后滋事的行为也属常见。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案件依然引起了赵鹏的好奇：“究竟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以至于情绪失控，最终落得如此下场？”
翻遍侦查卷宗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赵鹏开始了详细的讯问，答案却出乎意料。
“因为我不想刷盘子，我想炸鸡块，但领班就是不让。”小黄如此回答。赵鹏起初惊讶，这么小小的欲求经引发了如此极端的行为。继续询问后他才明白，原来小黄本想在那快餐店干几个月，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离开。谁知他的领班一直安排他刷盘子，这是店里最累又最不得人尊重的活儿，连他的女朋友都挤兑他，嫌他连个炸鸡的活儿都赶不上。于是，他几次三番提出更换到炸鸡块的岗位上，但都被领班拒绝了。此后一年的时间，无论小黄多么努力地刷盘子，如何恳切地央求，领班就是不同意。后来，小黄的女友嫌他太笨，和他分手了。郁闷至极的他借酒消愁，想做出点事情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笨蛋。于是就有了判决书上写着的那一幕。
赵鹏认识到，这看似难以理解的理由里凝结着一个人不可无视的尊严。这稍显幼稚的犯罪动机，别人或许一笑而过，但赵鹏深知，一个刚涉世的孩子，多么需要社会保护甚至承认他脆弱的自尊。赵鹏本能地觉得他该做点什么。
于是，赵鹏找到了那个领班，开门见山地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小黄炸鸡块，20岁的小领班痛快地说出了缘由：“就是觉得欺负他好玩，他比我大好几岁，看着他在我手下刷盘子，还求着我给他换岗位，我觉得自己特有权威，当个领班，要的不就是这感觉吗？”看着小领班得意的样子，赵鹏做了决定——要求小领班参加庭审。
开庭那天，当小领班看到身着囚服、手戴镣铐被押上法庭的小黄一脸憔悴，两眼含泪的时候，顿时惊愕了。在发表出庭意见的最后，赵鹏这样说道：“每一个人都有证明自己的愿望。但有一条底线要记住，那就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不能伤害他人，更不能违反法律。因为人不能在伤害别人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错误的行为可能形成我们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给他人及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今天的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上诉人，你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你的行为不能被法律宽宥。”
休庭后，小领班叫住了赵鹏：“赵检察官，对不起，我真不该欺负他，他犯罪有我的原因，看到他今天的样子，我很难受。”
“把这些话说给他听，等他去服刑后，给他写写信，经常看看他吧，希望你们以后做兄弟。”赵鹏如此劝说。
“庭审不仅仅是审判犯罪的地方，也应当是引发心灵反省的地方。如果一次庭审可以引起两个心灵的反思，那这比判决本身的意义更为深远。”赵鹏如是说。
